国家税务局


关于对属于《火炬》计划开发范围内的高技术、新技术产品给予减征或免征产品税、增值税优惠的通知
国家税务局



为了促进高技术、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经与国家科委研究，对属于“火炬”计划开发范围的高技术、新技术产品，依照现行税法中有关对新产品减免税的规定给予优惠。现具体明确如下：
一、属于“火炬”计划开发范围的高技术、新技术产品中，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试制并列入国家科委新产品试制计划的项目，经我局审核同意后，从试制品第一次销售之日起，给予3年以内减征或免征产品税、增值税的优惠。
属于“火炬”计划开发范围的高技术、新技术产品中，在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第一次试制，列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委新产品试制计划的项目，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审核同意后，从试制品第一次销售之日起，给予两年以内减征或免征产品税、增值税的优惠。
二、列入国家科委和省级科委新产品试制计划的高技术、新技术产品，必须符合税法所规定的新产品减免的范围和条件，并按照规定的申请审批手续办理，才能给予减税或免税优惠。
三、依上述规定减税、免税期满后，对其中确实仍有困难，需要继续加以扶持的项目，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审核后，可再给予适当减税、免税照顾。



1988年8月28日
仰望的距离
------中国农民人权现状浅析

田景仲

内容摘要：本文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着重于中国农民与人权之间的距离来分析农民仰望人权的现状及原因，进而探讨了如何从仰望人权到让人权走进农民心中的设想。

关 键 词：仰望 距离 农民 人权


一 引言

“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历史的跫音虽相去甚远，后人亦权仅将其定论为唐贤太宗教育后代励精图治的安邦之策，却往往忽略了先祖“以民为本”的人权思想。当然，笔者并非据此而认为李世民乃华夏人权之首创者，何况当时也无法铸就“人权”这样伟大的名词，而权当在一个思想的层面上为“民”索“权”。

由于笔者出生农村，因此即使现在有幸从不幸中走出来，成为一名研究生，但骨子里面依然流着中国最纯朴农民的血，而且始终不会丢掉那股强烈的土地气息。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非常关注我国农民的生存发展状况。虽然现在已经大有改观，但实际生活中依然还存在很多令人深思的现象：

1999年12月，山西青年农民李绿松因上访反映村小学建筑中的经济问题等情况，竟然被公安机关抓到看守所严刑拷打，并被惨无人道地割掉了舌头。[1]

1999年12月29日，四川省鼓州市楠杨镇党委政府为了非法收取4万多元的村建公路集资款，组织“催收队”一组数十人到楠林村，先后用手拷棕绳将5名“不听话”的村民捆绑起来游村、游街，并将这5名村民非法关押近12个小时，其中一村民右手被打断。[2]

2000年5月13日，湖北省房县桥上乡党委、政府打着调整农业结构的旗号，强行拔掉农民陈龙菊种的苞谷苗，迫使她种辣椒，最终逼迫陈龙菊服毒身亡。[3]

2002年10月11日，河南省唐河县法院就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将反映该县上屯镇张清寨村财务不清、村民选举等问题的上访代表岳春栓、张明才、谢志法等5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至五年。[4]

二 人权距离农民到底有多远

（一）、人权概要
1、人权的概念
人权这个概念，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没有定论。笔者也曾潜意识地将其视为“人基于人本身而享有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在这里，有必要借鉴一下康德对人权精义的描述；“人们作为人，凭借其自然能力而拥有的道德权利，不是凭借他们所能进入任何特殊秩序或他们要遵循的特定的法律制度而拥有的权利”[5] 。可以看出，康德着重是从道德权利这个层面来对其界定的，他强调人权的自然属性，同人们法定的权利相比，它具有先在性、客观性的特点。正义大师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也强调了人权的重要性——无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他人和自己看作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才是目的。

1948年，随着《世界人权宣言》的发表，据其表述，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公认的概念，即人，因其是人而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正如本宣言第一条所言，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第二条则明确指出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服色、民族、阶级、国籍、语言、政治、出生、其他见解等，都不影响权利的享有。可以说，这是我们人类自己经过长期的探索和自我反省而总结出来的一部伟大的宣言，在人类本身发展的道路上无疑具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2、人权的特征
第一，属人性。是指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其提出是对权利价值的进一步深化。在一般权利中，我们知道主体是隐藏在权利背后的，而人权则是直接显示出来的，并且被提高到生存价值这一高度的目标上了。人权的提出，是对神权的直接否定，因为神权使人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使人成为它的附庸，从而丧失了人的尊严和价值，只是神权的工具，丧失了人的主体性价值。而人权则针其相对倡导人的主体价值和尊严。

第二，固有性。是指人自己享有的，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权利，是自然分配给人的并赋予本能和理性冲突的自由选择的权利，是一项实实在在的主体权利。

第三，道德性。正是因为人权是自然的权利，因此，其毫无疑问地充满了道德性的风采。换句话说，即使国家不加以明文规定，它也是客观存在的，其是高于人们法定的权利的。

第四，利益性。人权是人内在需求的反映，具有现实的指向性，其关乎人的生存与发展，人们所追求的这种价值即为一种实在的权利。国家之间以及我们群体之间都充满着各种诸如此之利益。人权具体又有物质与精神利益性之分，前者重在生存，后者重在发展。

总之，人权在充分体现“既利己，又无害于人”（而非将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两个道德要求的同时，更体现了如下两方面的价值取向：目的价值——人人之自由与尊严都受到尊重的道德信念；手段价值——对民主宪政有积极合理保障的追求。

（二）、人权——农民生活中的阳春白雪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我们的农民是最纯朴、最听话却有最值得同情的群体，特别是一些地理环境较差的地域，一家人长年都奔波于生计，根本无法顾及自己所谓的权利，就连那种意识都没有，更不用谈人权了。人权为何物？还抵不上自己挨饿时手里的一个窝窝头。面对这样的阳春白雪，也只有曲高和寡的份了。笔者虽然没有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也没有许多的生活的阅历，但就从自己家乡农民的身上是不难看出这点无奈的。我时常在想，即使不谈人权，就让他们稍微有点权利的意识都难。

据我所知，大部分农民之间一旦产生纠纷或利益受损害，他们往往采取一种私了的形式以尽量规避法律，很少涉足法院，他们就连提到法院这个词都望而生畏，这种权利主体意识的缺乏，又怎能知道人权为何物呢？

（三）、人权离农民为什么如此之远
苏力先生的《送法下乡》在法学界影响颇深，但这种影响只是在法学界，而没有真正“下乡”，我们的农民依然是法盲，更不用谈紧系其自身生存与发展的人权了，当然这是有一定历史和现实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