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亚洲开发银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协定


（湖南高速公路项目）
（签订日期１９９４年１月５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借款人”）与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于一九九四年一月五日签订贷款协定。
　　鉴于：
　　（Ａ）借款人已向亚行提出用于本贷款协定附件一中所述项目的贷款申请；
　　（Ｂ）借款人还为公路部门机构加强和政策支持的目的向亚行申请技术援助（以下简称“技援”），通过同日在此由借款人政府和亚行所签订的技援协议，亚行同意提供一笔总额相当于一百二十万美元（＄１，２００，０００）的赠款；
　　（Ｃ）本项目将由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公司执行，为此，借款人将按亚行满意的条件和条款把本贷款协定规定的贷款资金转贷给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公司；
　　（Ｄ）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公司受湖南省人民政府的领导和监督；
　　（Ｅ）亚行已同意按本协定以及亚行与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公司同日签订的项目协议中所规定的条件和条款，从亚行普通资金中提供一笔贷款。
　　双方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贷款条例；定义
　　第１．０１款　一九八六年七月一日亚行颁布的《普通业务贷款条例》中的所有条款均适用于本贷款协定，应视同已全部载入本贷款协定，具有同等效力，但受下述修正条款的制约（以下把修正过的《普通业务贷款条例》简称为“贷款条例”）。
　　（ａ）取消第２．０１款（１７），并代之如下：“‘ｄｏｌｌａｒ’或‘ｄｏｌｌａｒｓ’或符号‘＄’均指美元。”
　　（ｂ）取消第２．０１款（２６）和（２７），加入新的第２．０１款（２６）如下：“‘美元库’指亚行承诺的未支付的美元借款，其目的是为亚行从普通资金中支付美元贷款进行融资。”
　　（ｃ）取消第３．０２款第一段的最后一句。
　　（ｄ）取消第３．０２款（ｂ）（ｉｉ），并代之如下：“与贷款有关的‘合格借款’指一九九二年六月三十日以后从美元库中提取的亚行未支付借款。”
　　（ｅ）取消第３．０６款（ａ）的最后一句，取消第３．０６款（ｂ）中的“亚行可接受的日期”。
　　（ｆ）取消第４．０２款，并代之如下：“从贷款账户中提取美元。”
　　（ｇ）取消第４．０３款（ａ），并代之如下：“应用美元支付贷款本金。”
　　（ｈ）取消第４．０４款，并代之如下：“应用美元支付贷款任何部分的利息。”
　　（ｉ）取消第４．０５款中的“根据第５．０２款的用于任何特别承诺的费用。”
　　（ｊ）取消第４．０９款，加入如下新的第４．０９款：
　　“即便与本条例的任何规定相矛盾，在例外情况下，若亚行断定它无法用美元支付提款，它可以用自己认为适当的某一种或某几种货币支付。相应的贷款本金和利息应用该种或该几种货币支付。用该种或该几种货币支付的贷款本金的利率将依据亚行随时合理确定的该种或该几种货币的成本加利差确定。
　　第１．０２款　贷款条例中已明确定义的一些术语，在本贷款协定中无论何处使用时，除上下文另有要求外，其词义均按贷款条例的定义解释。下列新增术语具有以下词义：
　　（ａ）“ＨＰＥＣ”指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一九九三年八月三日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于一九九三年八月五日在湖南省工商管理局注册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ｂ）“ＪＰＥＣ”指吉林省高速公路公司，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日经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于一九九三年八月六日在吉林省工商管理局注册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ｃ）“ＨＰＥＣ章程”指湖南省人民政府一九九三年八月三日颁布的《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公司章程》；
　　（ｄ）“ＮＴＨＳ”指国道主干线，由借款人计划在今后三十年修建总长三万公里、连接所有省会和借款人人口在五十万或以上城市的高等级公路网；
　　（ｅ）“项目执行机构”指在贷款条例所规定的目的与含义范围内，负责执行本项目的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公司；
　　（ｆ）“项目设施”指在本贷款下提供的设施；
　　（ｇ）“转贷协议”指根据本贷款协定第３．０１款，借款人与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公司签定的协议；
　　（ｈ）“技术援助”指根据借款人与亚行同日签订的技术援助协议提供的技术援助。

　　第二条　贷款
　　第２．０１款　亚行同意从其普通资金来源中向借款人提供总额为七千四百万美元（＄７４，０００，０００）的贷款资金。
　　第２．０２款　借款人将根据贷款条例第３．０２款的规定向亚行交付利息。
　　第２．０３款　（ａ）借款人每年应按百分之一的四分之三（０．７５％）的比率缴纳承诺费。自贷款协定签署后六十天开始，按以下规定对贷款金额（随时减去已提金额）计收承诺费：
　　在第一个十二月中按一千一百一十万美元（＄１１，１００，０００）计收；
　　在第二个十二月中按三千三百三十万美元（＄３３，３００，０００）计收；
　　在第三个十二月按六千二百九十万美元（＄６２，９００，０００）计收；之后，则按贷款全额计收。
　　（ｂ）如果取消任何数额的贷款，本条款（ａ）段中所述的每一部分贷款将按取消部分占取消前贷款总额的相同比例减少。
　　第２．０４款　贷款的利息和其他费用应每半年交付一次，即每年六月十五日和十二月十五日交付。
　　第２．０５款　借款人应根据本贷款协定附件二所规定的分期还款表，偿还从本贷款账户中已提取的贷款本金。

　　第三条　贷款资金的使用
　　第３．０１款　（ａ）借款人应根据转贷协议将本贷款转贷给吉林省高速公路公司，转贷条件和条款应使亚行满意。除非借款人和亚行另行同意，转贷条件应包括和本贷款同一水平的转贷利率及包括四年宽限期在内的二十四年的偿还期。外汇风险由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公司承担。
　　（ｂ）借款人应及时提供，或敦促湖南省人民政府提供给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公司相当于７４，８００，０００的美元，用于支付本项目的部分支出。
　　（ｃ）借款人应敦促本项目执行机构按照本贷款协定和项目协议的规定，用本贷款资金支付本项目的支出。
　　第３．０２款　本贷款资金用于货物、服务及其他项目的支出以及按货物、服务及其他项目划分类别所分配的贷款额，应和本贷款协定附件三的规定一致，经借款人和亚行商议后，可随时对此附件修改。
　　第３．０３款　除非借款人和亚行另行同意，所有用本贷款资金支付的货物和服务，必须按照本贷款协定附件四和附件五的规定进行采购，对没按照借款人和亚行一致同意的程序所采购的货物和服务合同，或合同条款不能使亚行满意的合同，亚行可以拒绝提供资金。
　　第３．０４款　除非借款人和亚行另行同意，借款人应敦促由本贷款资金支付的所有货物和服务仅用于本项目。
　　第３．０５款　根据贷款条例第８．０３款的规定，从本贷款账户中提款的终止日是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经借款人和亚行随时商定的其他日期。

　　第四条　特别契约
　　第４．０１款　（ａ）借款人应敦促项目执行机构按照健全的管理、财务、工程、环境和施工实践勤奋而有效的执行本项目。
　　（ｂ）在本项目执行及项目设施运营过程中，借款人应履行或敦促其履行本贷款协定附件六中规定的全部义务。
　　第４．０２款　借款人应根据需要和亚行可接受的条件和条款，尽快向项目执行机构提供为执行本项目所需的本贷款以外的资金、设施、服务、土地和其他资源。
　　第４．０３款　借款人应按照健全的管理政策和程序，确保指导和协调与本项目执行以及本项目设施运营有关的部门和机构的活动。
　　第４．０４款　借款人应向亚行提供或敦促其提供亚行合理要求的一切报告和资料，包括：（ｉ）本贷款、贷款资金的使用及设施维护；（ｉｉ）用本贷款资金支付的货物、服务及其他项目；（ｉｉｉ）本项目；（ｉｖ）项目执行机构及借款人任何其他与本项目执行和项目设施运营有关单位的管理、运营和财务状况；（ｖ）借款人国内金融和经济情况，以及借款人国际收支状况；（ｖｉ）与本贷款有关的其他事项。
　　第４．０５款　借款人应允许亚行代表检查本项目、用本贷款资金采购的货物及其有关记录和文件。
　　第４．０６款　借款人应从自己一方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使本项目执行机构能够履行其在本项目协议中所承担的义务，包括制定和保持收费，借款人不应采取或允许任何会妨碍履行这些义务的行动。
　　第４．０７款　（ａ）借款人应行使转贷协议中规定的借款人的权力，借以维护借款人和亚行的利益，并实现本贷款的目的。
　　（ｂ）事先未经亚行同意，不得转让、修改、废除或放弃转贷协议中所规定的权力和义务。
　　第４．０８款　（ａ）借款人和亚行双方都认为，在对借款人资产行使留置权方面，亚行之外的外债债权人不应享有超过本贷款的优先权。为此，借款人承诺：（ｉ）除非亚行另行同意，如果以借款人任何资产的留置权作为任何外债的担保，此留置权应根据实际情况，平等地、按比例地保证本贷款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的偿还；（ｉｉ）借款人在建立或允许建立此种留置权时，应对其影响作出明确规定。
　　（ｂ）本款（ａ）段的各项规定不适用于：（ｉ）在采购某项财产时，纯粹为了担保偿付其价款而建立的任何留置权；或，（ｉｉ）在正常银行业务中产生的留置权，以及为期限一年以上的债务作担保而产生的任何留置权。
　　（ｃ）本款（ａ）段中所使用的“借款人资产”一词指借款人的任何行政分支部门或任何机构的资产，以及任何这样的行政分支部门的任何机构的资产，包括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和任何其他行使借款人中央银行职能机构的资产。

　　第五条　中止、取消、提前偿还
　　第５．０１款　根据贷款条例第８．０２款（１），现补充规定下列可中止借款人从本贷款账户提款的权利的情况：
　　（ａ）借款人或本项目执行机构不能履行转贷协议中各自应承担的义务；
　　（ｂ）由于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公司章程或其他任何条款被以任何方式废除、中止或修改，依亚行的看法，将可能对项目的执行或项目设施的运营产生不利影响。
　　第５．０２款　根据贷款条例第８．０７款（ｄ），发生本贷款协定第５．０１款所列的任何一种情况，即构成加速偿还的条件。

　　第六条　生效
　　第６．０１款　根据贷款条例第９．０１款（ｆ），规定下列情况为本贷款协定生效的附加条件：
　　（ａ）本贷款协定须经借款人的国务院核准；
　　（ｂ）转贷协议在形式和内容上要符合亚行要求，并应正式以各方的名义签署和交换，一俟贷款协定生效，即转贷协议生效，其条款对各方即具有约束力。
　　第６．０２款　根据贷款条例第９．０２款（ｄ），向亚行提供的法律意见书应包括以下附加内容：转贷协议经各方批准、认可、签署并交换，其条款对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第６．０３款　根据贷款条例第９．０４款，本贷款协定须在其签字后九十天内生效。

　　第七条　授权
　　第７．０１款　借款人指定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公司为其代理人，按本贷款协定第３．０２款、第３．０３款和第３．０５款及贷款条例第５．０１款、第５．０２款、第５．０３款、第５．０４款和第５．０５款的规定，采取需要采取或允许采取的任何行动，或签订需要签订或允许签订的任何协议。
　　第７．０２款　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公司根据本贷款协定第７．０１款的授权而采取的任何行动或签订的任何协议，均对借款人具有同样的约束力，并如同借款人采取的行动或签订的协议具有同样效力。
　　第７．０３款　根据本贷款协定第７．０１款授予本项目执行机构的权力，经借款人与亚行商定后，可予以撤销或修改。

　　第八条　其他规定
　　第８．０１款　根据贷款条例第１１．０２款，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和常务副行长是借款人的代表。
　　第８．０２款　根据贷款条例第１１．０１款，兹确定以下地址：

　　借款人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西城区成方街３２号
　　中国人民银行　１００８００
　　电报挂号：ＲＥＮＭＩＮＢＡＮＫ　ＢＥＩＪＩＮＧ
　　电传号码：２２６１２　ＰＢＣＨＯ　ＣＮ
　　传真号码：６０１６７２４

　　亚行方面：
　　菲律宾　马尼拉　７８９信箱　亚洲开发银行
　　电报挂号：ＡＳＩＡＮＢＡＮＫ　ＭＡＮＩＬＡ
　　电传号码：２９０６６　ＡＤＢ　ＰＨ　（ＲＣＡ）
　　　　　　　４２２０５　ＡＤＢ　ＰＭ　（ＩＴＴ）
　　　　　　　６３５８７　ＡＤＤＢ　ＰＮ　（ＥＴＰＩ）
　　传真号码：６３２７４１７９６１
　　　　　　　６３２６３２６８１６
　　　　　　　６３２６３１７９６１
　　　　　　　６３２６３１６８１６
　　本协定的缔约双方，通过其各自正式授权代表，于本协定首页所载日期，在亚行总部以各自的名义签署并交换本贷款协定，以昭信守。
　　注：附件一、二、三、四、五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亚洲开发银行
　　　　　授权代表
　　　　　　黄桂芳　　　　　　　　　佐藤光夫
　　　　　（签字）　　　　　　　　（签字）
论法律监督权的重新配置与法律监督机制的创新
—— 关于突破我国法律监督困境的制度构想

李飞
e-mail: leephee@126.com


一、问题的提出
“法律监督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律监督是指国家机关、组织、人民群众对法律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察和督促。狭义的法律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对法律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察和督促”。 广义的法律监督根据监督主体不同可以分为国家监督（又称国家机关的监督）和社会监督两大类。国家监督包括权力监督（或称人大监督）、行政监督、检察监督和司法监督四个方面 ，其中行政监督主要指行政机关的内部监察，司法监督主要指司法审查。因此，我国的权力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都不同程度地拥有法律监督权 ，在这种法律监督权分配格局下的法律监督机制的效果如何？毋庸讳言，不尽如人意。
法律监督乏力、法律监督缺位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个由来已久的伤痛。自上个世纪末以来，相关国家机关在其改革中，就涉及法律监督方面的工作也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和改进，比如：
1993年9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加强对法律实施的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200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草案）》经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初步审议；2006年3月9日，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吴邦国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指出：继续把监督工作落到实处，监督法已列入2006年计划安排审议的立法项目。
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10月20日制定公布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确定的39项改革任务，并于2005年10月26日发布了《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涉及8个方面的50项法院改革措施，两个纲要都包括改革和加强人民法院内部监督和接受外部监督的各项制度，完善对审判权、执行权、管理权运行的监督机制等内容。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0年1月10日通过了《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并于2005年9月20日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确定了增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深化检察改革的主要方向。
不难看出，这些改革举措，都是各自为阵，着眼于本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和职责的改进，虽然这无可厚非，但这毕竟是局部的、浅层的、非系统的作法，我们应该着眼于整个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制的建立健全，站在整体的、全局的高度，从国家政治体制、权力结构层面上审视，找出制度根源上的弊病并加以解决，从面建立起一个科学的、符合国情的、富有实效的法律监督机制，这是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只有在这样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制的整体架构内，各相关国家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的改进才有一个统一基础、指针和方向，否则，如果国家法律监督机制在整体上的缺陷没有解决，那么各相关国家机关在这方面的改革很难深入下去，国家法律监督的困境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观。
而在理论研究方面，多停留在法律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层面上，或者仅就法律监督机制的某一具体缺陷提出修补、完善的意见，虽然人们也认识到法律监督机制的缺陷存在着政治体制上的原因，但不少人认为只有实行“三权分立”才能解决，而忽略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所具有的优越性，其实通过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本身也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且更符合中国的现实。
基于此，本文试从法律监督权的重新配置上入手，对我国法律监督机制提出一点制度上创新的构想。
二、我国法律监督机制的缺陷
本文所称的“法律监督机制”，是指以权力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为监督主体所形成的法律监督有机整体和运行体制。我国目前的法律监督机制从总体上看，其缺陷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权力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虚化
人大的监督权一般分为法律监督权和工作监督权。人大以其主体的最高性与权威性而居于法律监督机制的核心，是其他国家机关法律监督权的来源，人大法律监督作用的正常发挥是协调、监控其他国家机关正常、有效进行法律监督工作的基础和保障，直接关系个整个法律监督机制的运行。人大法律监督权的虚化导致了整个法律监督机制的乏力。人大法律监督权的虚化表现在以下几点：
1、在立法监督上
主要表现在：（1）违宪审查制度的缺失；（2）虽然《立法法》规定了对违反宪法、抵触上位法及不适当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审查程序，但没有细化、过于笼统，不便于操作，使得监督流于形式；（3）行政机关的立法监督权（《立法法》规定上级政府有权改变或撤销下一级政府的不适当规章）与人大的立法监督权之间的协调缺乏切实可行的制度安排，往往损及人大的知情权力，从而无从监督。
2、在执法监督上
主要表现在：（1）人大法律监督与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一方面存在职能重叠，另一方面两者关系没有法定化、制度化，没有协调和沟通的渠道；（2）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没有制度上的安排，抽象行政行为可分为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即行政立法行为）和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即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措施、行政决定和行政命令等），人大对于前者可给予立法监督，但对于后者从实体到程序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法律还明确规定了抽象行政行为的不可诉性，也排除了司法机关的监督，从而导致行政机关利用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来躲避监督、违法行政的现象日益严重；（3）政务公开制度不完善，行政权力运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不够，影响人大的知情权力和执法监督的开展。
3、在司法监督上
主要表现在：（1）对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审查缺乏制度的安排；（2）人大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限、职能划分不清；（3）对人大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没有找到平衡点并在制度上、法律上予以确定。
（二）法律监督机制缺乏整体协调
我国现有的法律监督机制在表面上虽然在上下、左右、内外都作了安排，但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一个职权明晰、协调配合、高效有力的整体机制，主要体现在：
1、从上下来看，人大监督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最高层次的监督，但它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的划分不清，行政机关在监督职能上与权力机关也存在重叠，另外它与其他国家机关在法律监督方面没有沟通、配合及控制的制度化路径，人大监督往往由此受到人力、物力及信息的限制而难以取得实效。
2、从左右来看，除权力机关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在法律监督方面缺乏协调制度，他们之间的监督关系未完全理顺，权力配置存在失衡，如检察机关既要行使侦查、批捕、审查起诉、公诉的职能，又要监督公安机关、审判机关的司法活动，而公安机关、审判机关的抗衡手段明显不足。
3、从内外来看，内外监督存在主辅倒置，如就行政机关、检察机关而言，对他们的监督应该以外部监督为主，但是目前在制度上，注重的是其内部监督制度的建立，而其外部监督制度的建立相对较弱。这就形成了行政机关、检察机关以其内部监督为主的现状，然而由于其内部监督的监督主体受制于监督客体，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督。
法律监督职权不清，监督职能重叠，上下沟通、配合及控制渠道不通，左右缺乏协调，内外本末倒置，使得我国的法律监督在体制上缺乏有序性和统一性，各搞一套，缺乏系统协调，相关国家机关在法律监督方面联系不密切，相互磨擦、相互掣肘，导致整个国家法律监督机制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效能。
（三）法律监督规则的欠缺
法律监督的规则包括法律监督的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两部分。
1、法律监督实体规则的欠缺
我国现行法律监督实体规则存在诸多欠缺，主要体现在对于法律监督权各项权能的完备和细化、监督客体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存在空白和模糊。原因在于宪法、法律虽然对法律监督主体的基本职权作了的规定，但由于根本法和基本法受其原则性、概括性所限，不可能作出具体明细的规定；而对于法律监督客体的义务和责任，一方面由于法律监督主体权限的不完备和不具体，法律监督客体的相应义务和责任随之也出现欠缺，另一方面，虽然在有的法律虽然赋予了法律监督主体某项监督权力，但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而未规定法律监督客体的相应义务和责任，导致监督缺乏刚性和权威。
2、法律监督程序规则的欠缺
法律监督程序是实现法律监督实体权力、达到法律监督目的的途径，法律监督程序完备是现代法治的重要标志。而在我国法律监督程序规则的欠缺问题尤为突出，比如，对于人大法律监督程序迄今仍无专门立法，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3年颁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但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并未作系统化的、步骤性的程序安排，也没有明确参与者的程序权利及义务，人大法律监督的在程序上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对此有人呼吁：“加强人大监督工作，缺少的不是权力，而是程序。是程序的缺失导致各项监督权或难以启动，或启动后难以行使，或行使以后也被人为地转换掉。加强人大监督，亟需程序支持。将现有宪法规定的人大监督职权程序化才是当务之急。”
（四）国家机关的法律监督与党的监督之间关系不顺
国家机关的法律监督与党的监督关系不顺，集中反映在人大监督与党的监督之间的关系不顺，这种不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大对党的监督，无论在实际中还是在制度上都不存在；二是两者对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没有制度上的协调，人大监督依法处于最高的法律监督地位，但在现实中，当其对其他国家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时候，往往为党的监督所取代或因党的监督介入而不能有效开展。
造成人大监督与党的监督关系不顺的主要原因是人大与党的关系没有理顺。“党领导人大，人大监督党”这是目前人们对人大与党的关系的通行提法。
“人大监督党”是有根有据的，（1）我国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2）宪法和人大组织法还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宪法、法律实施监督权，保障宪法和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3）《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党领导人大”则只是对我国政治现实的描述，存在的并不代表都是合理的，这在理论上仍有尚待研究的地方，虽然我国宪法在序言中确定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但舍此以外，党的权力性质、权力内容，行使权力方式和程序，以及党的外部监督制度等等都没有作相应的立法，党实际上是游离在法律制度之外，党组织不属于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却又超越了国家机关，其权力不属于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却又超越了国家权力。这种没有法律予以明确约束的“超国家权力”的存在，显然不符合民主法治原则，也不符合我国宪法确立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
党在没有法律具体约束的前提下去领导人大，而作为被领导的人大是受法律约束的，他必须依靠和按照法律去履行监督职能，那么人大到底该依靠和按照什么法律去监督领导者这种没有法律明确约束的“超国家权力”呢？这显然是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将党的机构定位在国家机关体系内，党的领导纳入法制轨道中，党的领导法制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必须迈进的一步，这既能巩固宪法赋予党的领导权，又能使党的领导与宪法确立的民主法治的基本治国方略在制度上融为一体。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很好解决，那么人大监督与党的监督之间的关系则很难理顺，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与党的监督之间的关系则自不待言。当然，党的领导法制化是一个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不断探索的长期过程。
三、重新配置法律监督权的构想
造成我国法律监督机制中存在上述缺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人大与党的关系没有理顺。要理顺人大与党的关系，其关键问题是党如何在法律体制中行使其领导权和接受监督，真正实现依法治党和依法执政，对于这一政治体制上的问题，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二是法律监督权的配置不科学，这是本文要重点解决的问题，笔者正是由此入手，通过对法律监督权的重新配置，来构建一个主体明确、权限清晰、整体协调的法律监督机制，从而克服现有法律监督机制存在的缺陷。
（一）重新配置法律监督权的前提
有人认为我国要改变法律监督不力的困境只有靠西医，使用西方国家的议会制、三权分立来治疗。笔者认为，以三权分立为根本组织原则的议会制和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虽然是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但都属于民主制度，都体现了“人民主权”的基本思想内涵。人民主权思想是近代和现代西方民主理论的核心，人民主权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认为：国家是社会契约的结果，所有个人同意服从国家意志，政府的统治完全来源于人民的委托 。人民主权基本内涵就是主权在民，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简言之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应该看到，我国的人民大会制在制度的完善程度上不及西方议会制，但不能由此否定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优越性。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从权力结构上来看，与西方议会制政体有着不同的显著特点（或者说更符合效率原则的特点）：
1、从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看。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在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导下的议行合一体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都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这些机构都要对全国人民代表人会负责并受之监督，这些国家机关没有任何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抗衡的权力。这与西方议会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