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该为罪案埋单？
——一则案例引发的思考

林竹静*


新近发生的案例引发了笔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北京人杨勇曾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然而他做梦也想不到，幸福会在去年8月的一个上午停止——爱妻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杀害，而出事地点竟然是圆明园的著名景点大水法附近。” ——《北京娱乐信报》，2003年8月8日
案情简要如下①：去年8月26日上午9点，杨妻刘某带着两个儿子到圆明园散步，当他们在大水法附近游玩时，突然遇上了劫匪，刘某当场死亡，该案至今未破。痛失爱妻的杨勇遂将圆明园管理处告上法庭，要求赔偿。理由是该管理处在治安防范上有疏漏，导致罪案发生，理应承担相应责任。2003年8月8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始公开审理这起特殊的民事赔偿案。
原被告双方观点针锋相对，争论的焦点是：“公园到底是否在安全管理上存在过错，有无过失责任，即有无尽到保护游客安全的责任。”杨勇认为，其妻的死与圆明园存在众多安全隐患有重要关系，尤其是大水法景点附近生长着一人多高的荒草却无安全警示牌、无治安人员巡逻，等等；并且认为，根据《消法》，该管理处作为提供服务者，其与购买门票进公园游玩的刘某之间构成一种消费服务合同关系，管理处应当保障刘某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否则就应承担责任。圆明园管理处则认为，刘某被杀是一起突发的刑事案件，一切刑事、民事责任都应由犯罪分子承担。突发的刑事案件，不可预测，且圆明园的一草一木包括荒草都不能随意清理，且在门票上已注明游客要注意安全，所以景点大水法附近就不需要立安全警示牌。以上说明其已在可能范围内尽到了应尽的安全保卫责任，故不应由其承担赔偿责任。
对本案专家的观点是：公园要不要赔，关键看公园到底有没有尽到安全保卫的责任。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立新教授认为：“这事实上涉及在公共场所受侵权的责任问题，管理者是否应该向受害人赔偿，关键要看他是否存在管理不当行为，是否尽到安全保护义务。”
然而“管理是否得当”又是一个弹性极大的标准，难以客观认定。再则，和公园一样，所有的商场、影院、餐厅、游乐场无论其性质为国有还是私有，同样属于公共场所，如果说一旦发生刑事罪案，经营者就有可能承担责任，那是否太过扩大了经营者特别是私营业主的责任？进一步言，公民作为纳税人，类似和国家达成了这样的“合同”即：履行纳税的义务，享受得到国家保护的权利。那么公民在大街上遇害，国家是否存在管理失当情形，应否对其负责？
杨教授对相关疑问的解答是，“在商场，保安主要负责保护顾客不受一般伤害，而像这种突发性的刑事犯罪案件，商场尽到了保护义务，就不应承担责任。一般发生在街上的刑事案件，就不涉及由公安部门或政府来承担赔偿责任。除非警察对小偷的盗窃行为视而不见，才可涉及公安部门的职责问题。”
杨教授的解释是基于现行法律规定对假设情况所做的答复。但还是可疑问的，如在本案，圆明园管理处到底有没有尽到安全保护义务？如果说在商场，保安的责任只限于对顾客免受一般伤害的保护，那管理处既无可能为每位游客配备保安，更不可能在室外环境中像商场一样安装监控装置，难道有理由让其对游客的生命安全负责？是否可以推断，杨教授未明言得断定了原告的最终败诉？②又按杨教授所言，如果商场里发生突发性的打架斗殴引起顾客轻微受伤，商场要负赔偿责任，一旦这样的斗殴一拳闹出人命，升格为刑事案件，商场倒可以免除责任了，因为这超越了商场保护责任的范围，这样的解释是否合理？再是，如果该案最终认定公园管理处有疏于防范犯罪的职责，那么又有何理由否认在大街上发生的刑事案件不应由政府有关部门来承担责任呢？如果说公园收了游客门票就有义务保证游客的人身安全，那么国家收取纳税人的税款，同样有理由保证公民的安全。
基于现行法律的规定，本案当事人只能起诉公园管理处以求得到可能的赔偿。但现存并不一定等于合理。超越现行法律规定追问：究竟谁该为罪案“埋单”，谁该对赔偿负责，圆明园管理处还是国家？本案提起赔偿诉讼的理由是什么，是公园未尽管理义务，还是基于国家保护公民的义务？
笔者认为公园管理处对这起突发的刑事罪案无须负赔偿责任，否则上述一系列疑问将难得圆满解答。从充分保护被害人人权的角度出发，对类似本案情况更好的解决应该是：在刑事罪案发生后，由国家担负对受害人进行补偿的责任。区别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故意或过失致害的案件，如刑讯逼供、非法拘禁、公安机关无故未及时出警等，引起的国家赔偿，国家对一般刑事罪案的发生无直接责任。虽然西方有观点认为：“被害人的存在就说明国家未能尽到保护其公民免遭犯罪的侵害的责任”③，但可以明确的是，犯罪是任何社会形态下都无法避免的社会现象。犯罪可以防治，但不可能根除。认为被害人的存在就说明国家有过错的观点，对保护公民人权是不遗余力，但其认为“国家须彻底避免公民受到犯罪侵害”，这未免不大现实。笔者认为，对刑事罪案的发生，国家无直接责任，因而对刑事被害人也就没有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国家作为全体社会成员的集合，可以构成一个共同担当被害危险的共同体，如果一个社会成员遭到犯罪的侵害，其他社会成员应该分担其损失。以众人之力分担一人不可承受之重，也是经济的做法。另外，仅仅罪犯的赔偿对于被害人而言，往往只是象征性的，一般无法完全赔偿他所造成的损失。因此，由国家对被害人的实际损失进行补偿，可以使被害人获得经济利益上的完全补偿，有利于保障被害人的权益。
支持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由如下：
一、合理性——基于国家责任理论
依据国家责任理论，国家对其公民负有防止重大责任事故和刑事罪案发生的责任，如果国家没有尽到防止事故和犯罪发生的责任而使事故和犯罪继续发生，国家就应对事故和犯罪的被害者所遭受的损失或伤害进行适当补偿。大事故和刑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正是在确认国家赔偿责任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法律制度，也是一个法治国家在禁止私人复仇后所应承担的责任。
二、必要性——出于对被害人人权保障与被告人人权保障的平衡
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立法和理论研究非常重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如无罪推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的规定及有关“沉默权”的司法实践和理论探讨等等。而相对而言，对被害人人权的保护虽也加强，如被害人诉讼主体地位的确立，但被害人实体权利的保护仍嫌不足，公民遭受犯罪侵害只能自认倒霉，基本无法像受到民事侵权那样得到赔偿。今后应当通过刑事被害人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强化被害人人权保障，使过于向被告人倾斜的天平恢复平衡。
三、可行性——对于建立该制度的现实分析
这一制度在国外早已通过立法的形式得到确立，并成为人权立法的重要标志。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新西兰、英格兰、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一些州，就陆续开始对暴力犯罪的被害人实行国家补偿。英国自1964年就建立了国家补偿制度，1988年《刑事审判法》更明确规定得到国家赔偿委员会的补偿是被害人的一项法定权利。1984年10月10日美国制定了《联邦犯罪被害人法》。德国则于1986年制定了关于改善刑事被害人地位的《被害人保护法》。法国于1977年在刑诉法典第4卷增设第14编， 确立了对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之后又于1981年、1983年和1985年对1977年增设的法条进行了修改。日本1980年5月1日公布了《犯罪被害人等怃恤金付给法》。④
在我国，这一制度却迟迟未得落实，持反对论者最大的理由是现阶段国家财力不足以实现这一制度，并认为如果一味和西方国家比较，就是脱离现实国情，就是“言必称希腊”。然而必须明确的是对刑事被害人进行国家补偿决非发达国家的专利或是国家的恩赐，联合国《为罪行与滥用权力行为的受害者取得公理基本原则宣言》提出："当无法从罪犯或其他来源得到充分的补偿时，会员国应设法向下列人等提供金钱上的补偿：一是遭受严重罪行造成的重大身体伤害或身心健康损害的受害者；二是由于这种受害情况致使受害者死亡或身心残障，其家属、特别是受养人。"以及"应鼓励设立、加强和扩大向受害者提供补偿的国家基金的做法。在适当情况下，还应为此目的设立其他基金，包括受害者本国无法为受害者所遭伤害提供补偿的情况。”建立国家赔偿制度，目的在于强调国家对控制犯罪和补偿被害人的责任，使不能获得被告人赔偿的被害人最大程度地从被害后果中得以恢复。于我国来言，“国家财力有限”确是建立该项制度的障碍，但决不能成为国家对被害人“爱莫能助”的理由。笔者的建议是应尽快制定一部专门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具体规定补偿的主体、对象、条件、方式、范围、数额、程序等内容；设立一个专门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基金”机构，规定补偿的宗旨和性质、申请的接受、获得补偿的条件和金额及领取办法等；在补偿金的来源上采类似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中采用的社会统筹方法，“一人受害，众人分担”，而非一力依赖国家财政拨给。另外还可以结合就业保障、税收减免、生活补助等途径对被害人进行补偿。这里必须明确的是这种待遇体现的不是国家对被害人的同情，而是国家对刑事案件被害人的补偿义务。
在实践中摸索出一条适合国情的国家补偿制度，无疑对保障被害人人权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是一国法治发达和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惟在设立该项制度的具体操作层面，须从国情出发，实事求是。抛砖引玉期待法律和经济学界专家学者的深入研讨。


*华东政法学院刑法学研究生
① 关于本案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的评论，除参看2003年8月8日《北京娱乐信报》外，大量网站均有转载，可通过www.google.com查询相关内容。
② 2003年9月23日《北京晚报》报道： "一审判决被告圆明园管理处不承担责任，原告表示上诉。” 本案相关判决结果也可通过“新华网”查询。
③ 李玉华：《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政法论坛》2000年1月。
④ 参：岳光辉：《国家赔偿法实例说》，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

四川省人民政府


四川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暂行规定
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86号



《四川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暂行规定》已经1996年12月27日省人民政府第67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1997年3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依法实施行政处罚，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四川省行政区域内拟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以下简称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下统称实施行政处罚的机关)以及与听证相关的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较大数额的罚款，是指对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1000元以上，对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20000元以上罚款。省级有关行政执法部门需要制定低于或者高于上述标准的规定的，应当报省政府法制局批准并予以公布。
公安机关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在川机构，适用听证程序的罚款标准，按公安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四条 听证程序遵循公正、公开原则。
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应当以公开的方式举行。
听证实行告知、回避制度，依法保障当事人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第二章 听证组织机关和听证人员
第五条 实施行政处罚的机关拟作出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的，由该实施行政处罚的机关组织听证。
受委托组织拟作出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的，由委托机关组织听证。
实施行政处罚的机关不得委托其他机关或者组织组织听证。
第六条 听证人员包括听证主持人、听证员和书记员。
第七条 听证主持人由实施行政处罚的机关的负责人指定本机关内部的非本案调查人员担任。听证主持人一般由本机关法制机构人员或者专职法制人员担任。
实施行政处罚的机关根据需要，可以指定1至2名本机关内部的非本案调查人员担任听证员，协助听证主持人组织听证。
书记员由本机关内部的非本案调查人员担任，负责听证笔录的制作和其他有关事务。
第八条 听证主持人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二)决定中止、终止或者延期听证；
(三)决定听证员、书记员是否回避；
(四)决定是否需要证人当场作证。
第九条 听证主持人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保证有关通知按时送达当事人、案件调查人员、鉴定人、翻译人员等听证参加人；
(二)就案件的事实、拟作出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的理由和依据进行询问；
(三)要求听证参加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
(四)维护听证秩序，对违反听证纪律的行为予以制止；
(五)对听证笔录进行审核。
第十条 听证主持人、听证员、书记员系下列人员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本案调查人员；
(二)当事人、本案调查人员的近亲属；
(三)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员；
(四)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听证的人员。

第三章 听证参加人
第十一条 听证参加人包括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案件调查人员、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
第十二条 听证参加人应当按时到指定地点出席听证，遵守听证纪律，如实回答听证主持人的询问。
第十三条 当事人是指被事先告知将受到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而要求举行听证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第十四条 当事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依法提出听证要求或者自愿放弃听证；
(二)认为听证系本规定第十条所列人员之一的，可以申请让其回避；
(三)可以委托1至2人作为代理人参加听证，并出具委托代理书，明确代理权限；
(四)进行陈述、申辩和质证；
(五)核对听证笔录。
第十五条 案件调查人员是指实施行政处罚的机关承办行政违法案件调查取证的人员。
第十六条 在听证过程中，案件调查人有权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和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建议，并同当事人进行质证。

第四章 听证的告知、提出和受理
第十七条 实施行政处罚的机关对于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案件，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要求听证。采取口头形式告知的，应当将告知情况记入笔录，并由当事人在笔录上签名或盖章。采取书面形式告知的，应当向当事人送达载明下列主要事项的听证告知书: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
(二)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理由、依据和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三)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四)告知提出听证要求的期限和听证组织机关。
听证告知书必须盖有实施行政处罚的机关的印章。
听证告知书按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送达方式送达。
第十八条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自被告知或者在收到听证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实施行政处罚的机关书面或口头提出。当事人以邮寄挂号信方式提出听证要求的，以寄出的邮戳日期为准。
当事人明确提出放弃听证或者超过期限未提出听证要求的，不得对本案再次提出听证要求。
当事人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情况超过规定期限提出听证申请的，由组织听证的实施行政处罚的机关决定是否组织听证。
第十九条 当事人提出听证要求的，实施行政处罚的机关应当受理。
当事人提出的听证要求不符合听证条件的，实施行政处罚的机关应当自收到听证申请之日起3日内书面告知当事人不予听证。
第二十条 当事人申请听证人员回避的，应当在举行听证的3日前向实施行政处罚的机关提出。
听证主持人的回避，由实施行政处罚的机关负责人决定；听证员、书记员的回避，由听证主持人决定。

第五章 听证的举行
第二十一条 实施行政处罚的机关自收到当事人听证申请之日起3日内决定是否予以听证。听证主持人应当在实施行政处罚的机关决定听证之日起3日内确定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并在听证举行的7日前，将载明下列事项的听证通知书送达当事人: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二)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三)听证人员的姓名；
(四)告知当事人有权申请回避；
(五)告知当事人准备证据等事项。
听证通知书必须盖有实施行政处罚的机关的印章。
第二十二条 听证人员在听证预备阶段完成下列事项:
(一)核对听证参加人身份；
(二)宣读听证纪律；
(三)询问当事人是否申请听证人员回避。
第二十三条 举行听证时，由案件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事实、违法证据和适用听证程序的处罚建议；当事人进行陈述、申辩和质证。
第二十四条 听证的证据包括书证、物证、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当事人的陈述。
所有与认定案件事实相关的证据都应当在听证中出示，并经质证后确认。
第二十五条 听证应当制作笔录。听证笔录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案由；
(二)听证主持人、听证员、书记员姓名；
(三)听证参加人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四)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五)案件调查人员提出的事实、证据和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建议；
(六)当事人的陈述、申辩；
(七)质证的内容；
(八)听证参加人签名或盖章。
第二十六条 听证结束后，听证人员应当把听证笔录交当事人和案件调查人员核对无误后签名或盖章。拒绝签名的，由听证主持人在听证笔录上注明情况。
听证笔录中有关证人证言部分，应当交证人核对无误后签名或盖章。
第二十七条 听证笔录应当作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据。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中止听证:
(一)当事人死亡或者解散，需要等待权利义务继承人的；
(二)当事人或者案件调查人员因不可抗力事件，不能参加听证的；
(三)在听证过程中，需要对有关证据重新调查或者鉴定的；
(四)其他需要中止听证的情形。
中止听证的情形消除后，听证主持人应当恢复听证。
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听证:
(一)当事人死亡或者解散3个月后，未确定权利义务继承人的；
(二)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听证或者擅自退出听证会的；
(三)其他需要终止听证的情形。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组织听证的费用由实施行政处罚的机关承担。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政府法制局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自1997年3月1日起施行。



1996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