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1989年4月15日景宁畲族自治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1989年7月1日浙江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批准1989年9月1日起施行
根据1995年4月29日浙江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批准《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的决定》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7年5月25日浙江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关于批准《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的决定》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结合景宁畲族自治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景宁畲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是依法实行畲族区域自治的地方。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设在鹤溪镇。
第三条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行使县级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法行使自治权。
第四条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带领全县各族人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把自治县建设成为团结奋斗、繁荣发展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五条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证宪法、法律、法规在本县的遵守和执行，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依法交给的各项任务。自治县依法享受上级国家机关的扶持、帮助，加速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第六条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自治县的各族公民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第七条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根据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经济实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利于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原则，有权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本县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后，可以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
第八条自治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本条例，每年将实施情况向县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二章自治机关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第九条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县的国家行政机关，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十条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中各民族代表名额和比例，依据法律规定的原则,按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有关规定确定。
第十一条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畲族公民应占适当比例，应有畲族公民担任主任或副主任。
第十二条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根据自治县实际情况，依法制定、修改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和修改，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第十三条自治县县长由畲族公民担任。自治县人民政府的其他组成人员，要重视配备畲族公民。
第十四条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职能和工作，依照法律有关规定执行。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中应当有畲族公民。
第三章经济建设
第十五条自治县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指导下，研究、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自主安排和管理本县的经济社会建设事业。
在上级国家机关制订中长期规划依法听取意见时，自治县应当根据本县的发展规划和重大项目建设需要，积极提出意见建议。
自治县享受省人民政府在职权范围内比照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的扶持。
自治县在经济社会建设管理中，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外，还可以行使省人民政府赋予的其他管理权。
自治县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资源开发、深加工项目享受上级国家机关优先安排的照顾。
对上级国家机关安排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需要自治县承担配套资金的，根据不同情况享受减少或者免除的照顾。
第十六条自治县依法保护和管理本县的自然资源，对本县可以开发的自然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投资开发自然资源的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给予保护。
自然资源的开发项目必须有利于本县可持续发展，照顾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
第十七条自治县坚持珍惜土地,合理、集约利用土地的方针，全面规划，加强管理，保护、开发土地资源，促进国有土地资产的保值增值。
自治县依法保障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依照自愿原则，支持农户承包的土地经营权有偿流转。
自治县基础设施建设所占用的耕地，其开垦费按省定标准的下限收取。
第十八条自治县加大农业投入,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大力引进和推广先进的农业适用技术,推进农业经济标准化、规模化和产业化发展。
自治县保障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其他产业，扶持农业企业和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并在技术、信息和经营管理上做好服务，不断增加农民收入。
第十九条自治县依法确定山林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自治县确立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可持续发展道路，坚持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按照严格保护、积极发展、科学管理、持续利用森林资源的方针，依法加强森林资源和生态安全的管理。实施分类经营，保护和建设生态公益林、自然保护区，鼓励社会造林。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加快投入，扶持发展高效生态林业，推进林业现代化。
第二十条自治县坚持水资源合理配置,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大力发展水利产业，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
自治县制定饮用水水源保护规划，依法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切实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确保饮用水的清洁、安全。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排放污染物。
第二十一条自治县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保护和管理自治县的矿产资源，对可以由自治县开发的矿产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
第二十二条自治县坚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并重的方针，实行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保护和改善生产环境和生活环境，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十三条自治县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重点扶持资源型、生态型和深加工型的工业企业，特别要扶持生产地方特色的手工艺产品和民族特需商品。加强横向经济联系，积极引进技术、项目、资金和人才。
自治县鼓励县内外的经济组织和个人在本县办企业、事业，给予享受优惠政策，并保护其合法权益。
自治县采取措施办好经济开发区。
第二十四条自治县的民族贸易企业应根据方便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原则，合理设置网点，主动参与市场竞争，发挥主渠道作用。在投资、金融、税收等方面享受国家规定的民族贸易政策的照顾。
自治县对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实行定点生产，并按需建立储备制度。
第二十五条自治县鼓励和扶持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享受国家规定的优惠政策。
第二十六条自治县科学规划、加速推进城市化建设。多层次、多渠道筹措基本建设资金，完善公共设施，注重体现民族风貌，加强城市管理力度，充分发挥城镇在流通、信息、文化、技术等方面的中心辐射作用。
自治县积极培育新集镇、中心村，统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新社区，按规划完善其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
自治县享受上级国家机关对城市建设资金倾斜安排的照顾。
第二十七条自治县积极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加速公路运输网络和水运建设，完善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体制，充分发挥民间运输能量，改善交通运输条件。
第二十八条自治县积极发展信息产业，加快信息网络建设，提高现代信息服务水平。
第二十九条自治县按照统一规划、严格保护、突出重点、科学开发的原则，加大扶持力度，加快发展畲乡风情旅游业。
第三十条自治县巩固和扩大扶贫开发成果，积极扶持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远山村农民异地移民，重点加强生产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相结合。
第三十一条自治县自主管理县属的企业、事业，上级国家机关如要改变其隶属关系，应经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同意。
自治县境内省属、市属的企业、事业单位，要尊重自治机关的自治权，接受自治机关的依法管理和监督。
第四章社会事业建设
第三十二条自治县按照国家有关方针、政策，自主管理自治县的教育、科学、文化、广播、电视、卫生、体育、计划生育等事业，提高各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第三十三条自治县加快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公共财政的主导作用，逐年加大投入力度。对教育科技事业经费投入的财政拨款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自治县享受上级国家机关安排社会事业建设专项补助经费的重点倾斜照顾。
自治县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事业建设，接受各类组织和个人的捐赠，并按照规定给予捐赠者享受优待。
第三十四条自治县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根据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普及十五年基础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办好成人教育。
自治县按照有关规定享受对民族教育专项资金倾斜安排的照顾，安排专项资金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和教学设施。
自治县保障少数民族学生完成普及教育阶段的学业，按规定享受生活补贴。
第三十五条自治县大力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办好民族小学和民族中学。高级中学招收新生时，对畲族学生适当放宽录取条件；民族小学可采用普通话和畲语结合教学。
农村小学可适当放宽师生比例，促进农村教育的均衡发展。
第三十六条在各级招生主管部门的监督下，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在招收新生时，自治县考生享有降分录取的照顾。
第三十七条自治县建立和完善科技服务体系和科学普及体系，积极运用上级国家机关对自治县的科技扶持政策，开发科技项目，推广应用科技成果，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
自治县鼓励和支持科技人员开展各项科技研究和推广活动。对研究、推广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三十八条自治县兴办文化、体育事业，加大投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弘扬畲族文化为重点，挖掘民间民俗传统的文化体育资源，开展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积极建设文化畲乡。
自治县保护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尊重畲族穿戴和礼仪，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研究和开发工作，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第三十九条自治县重视广播、电视、新闻和出版事业的发展。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下，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广播电视，加强新闻宣传，突出民族特色，不断提高质量。
第四十条自治县积极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下，增加投入，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和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并完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
自治县鼓励和支持畲族民间传统医药的研究和开发。
自治县组织和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依法加强食品药品管理、卫生监督，采取有效措施预防控制传染病、地方病和职业病，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
第四十一条自治县依法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稳定低生育水平。
第四十二条自治县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完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险以及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形成与本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五章人才队伍建设
第四十三条自治县坚持人才强县战略，健全人才管理机制，采取措施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熟悉民族政策的人才队伍。
第四十四条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中，畲族公民的比例要逐步与畲族人口比例相适应。
第四十五条自治县积极培养行政管理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特别要重视畲族人才和妇女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使用。在后备人才队伍建设中，畲族公民所占比例要高于其人口比例。
第四十六条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录用人员时，对畲族公民应当适当照顾，可规定相应名额、岗位或者比例。
自治县的事业单位聘用人员时，畲族公民应当占有一定比例，条件可适当放宽。
自治县的企业单位招收人员时，对畲族公民可放宽条件。
第四十七条自治县境内省属、市属的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时，应当优先招收自治县公民，其中畲族公民应有一定比例，并适当放宽录取条件。
第四十八条自治县的干部、职工可以享受少数民族地区补贴和其他优惠待遇。
第六章财政管理
第四十九条自治县的财政是国家财政体制的一级地方财政。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享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自主调整财政预算的收支，安排使用收入的超收和支出的结余资金。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项目，享受上级国家机关对民族自治地方的优待。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财政税收管理，严肃财经纪律，严格执行财政税收法规，加强审计监督工作，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力争财政收支状况逐年改善。
第五十条自治县通过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持，保证国家机关正常运转，财政供养人员工资、津贴和补贴按时足额发放，基础教育正常经费支出。在执行预算过程中，遇到上级国家机关的政策调整或者受灾减收等原因，县财政受到增支减收时，报请上级财政在测算转移支付时作为因素给予照顾。
第五十一条自治县人民政府对自治县各项开支标准、定员、定额，根据国家规定的原则，结合自治县实际情况，可以制定补充规定和具体办法，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五十二条自治县的财政预算支出，按照国家规定，设机动资金，预备费在预算中所占比例高于非自治县。
自治县在自主安排少数民族发展专项资金和民族工作经费的同时，享受上级国家机关安排的少数民族发展专项资金和民族工作经费。
自治县对国际组织和国外政府的赠款以及优惠的贷款，享受优先、倾斜安排的照顾。
第五十三条自治县鼓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本县的各项建设事业，特别是重点建设项目和农村建设项目，加大信贷投入。
自治县享受国家给予民族地区的无息贷款、贴息贷款和低息贷款的优惠，并充分发挥其效益。
第五十四条自治县执行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的税收政策。对属于地方财政收入的税收的减免，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办理。
自治县上划的增值税等共享收入的增量部分按照国家规定享受返还的照顾。
第五十五条自治县征收的林业基金、矿产资源补偿费、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和排污费，除上缴中央部分外，其余上缴部分按照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全额返还，由自治县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用途和范围，专款专用。
第五十六条上级国家机关拨给自治县的各项补助专款和专用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任何部门不得克扣、截留、挪用，不抵减正常预算收入。上级国家机关给予本县免交或者返还的税费，不抵减各项补助专款和专用资金，不影响各项补助专款和专用资金的分配。
第七章民族关系
第五十七条自治县认真贯彻执行民族政策，教育各民族干部和群众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尊重，维护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第五十八条自治县保障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的自由，鼓励各民族公民互相学习语言，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第五十九条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于不通晓本地通用语言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第六十条自治县保障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在处理涉及各民族的特殊问题时，必须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
第八章附则
第六十一条十二月二十四日为自治县成立纪念日。
第六十二条本条例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第六十三条本条例的解释权属于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环境污染，在现代社会中，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甚至在某种层面上可以上升为一种道德问题，对环境污染行为的性质展开不同角度的分析，可对环境污染行为进行较全面的定位与定性，从而为更有效地治理环境问题提供依据和原则。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三个角度分析，环境污染行为是一种侵犯公众利益的负外部性行为，是一种同时侵犯环境公益与环境私益的侵权行为，也是一种漠视自身社会责任的短见自利行为。
［关键词］环境污染行为 负外部性 侵权性 社会责任
环境污染行为是指企业、其他组织体以及个人在从事社会经济活动中，所实施的对自然环境质量的破坏，并因此给他人人身、财产几整体环境利益造成损害的行为。长期以来各国对环境资源产权界定的模糊化标准以及与市场失灵相对应的政府失灵??即政府环境政策、决策失误，对企业环境破坏行为的监督失效及对环境公共利益的不正义分配等——的存在，使本应有污染产源企业内部承担的环境污染成本外部化，再加之各国早期普遍坚持的经济优先道路带来的负面影响，当前全球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日益严峻，甚至已上升为环境危机的高度，已经严重威胁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首先对环境污染行为的性质进行适当的深入研究，为防治污染、改善生态环境提供实践性依据。
一、环境污染行为性质的经济学角度分析??负外部性与“公有地悲剧”
现代经济学一般原理认为，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进行资源配置的最佳手段；但这也仅是“通常”而已，因为还存在着外部性问题与市场势力因素的作用，市场会面临“失灵”。其中外部性是指“一个人的行为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当社会个体从事一种影响其他相关社会主体福利，但对折中影响既不支付对价，也得不到报酬的活动或行为时，就产生了外部性（eternality）。与此相应的，上述影响如果是积极性的，即对“旁观者”有利的情况下，就构成正外部性，如植树造林的绿化行为等；相反，若个体行为对他人造成不利影响又不被强制补偿时，就构成了负外部性。环境污染行为的行为主体一般是在市场中从事产品生产或交易活动的企业，目的是获得最大利润；企业活动所投入的车工年本仅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总和，而在营利过程中起行为带来的社会成本的增加对企业利润的实现不会产生影响，即企业在某种程度上享受了全社会的“免费的午餐”。因此，环境污染行为属于典型的市场负外部性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负外部性的一个结果或表现是公有资源（common resource）领域内的“公有地悲剧”现象。经济活动中，各种物品依据本身的排他性与竞争性两个特点为标准，可以划分为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公有资源与自然垄断四类。其中公有资源指的是有竞争性但无排他性的物品，典型的内容包括清洁空气、水等要素资源。公有地悲剧的含义是“当一个人利用公有资源时，他的行为减少了他人对这种资源的享用”，而且由于其本身的负外部性特征，公有资源往往被过度使用，最终使社会其他主体享有公有资源利益的权利被严重侵犯。环境污染行为本质上就是污染企业无偿地或优惠地（在支付一定排污费后）占用公有性的环境资源的行为，是对社会其他成员应有权益的剥夺与侵犯。因此，环境污染行为属于环境领域内的“公有地悲剧”，需要适当的强制性干预来解决。
二、环境污染行为性质的法学角度分析
（一）违法性分析
判断某一行为违法性的标准之一，是看该行为是否侵犯了法律所明确赋予公民和组织体的权利及其受法律规范、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所保护的正当利益。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行为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侵害了他人权益的，该行为就是违法行为；二是行为本身法律并未明文禁止，但当其侵犯了法律所保护的其他方面的利益时，该行为同样具有违法性，即使行为本身是合法的。也就是说，行为只要是造成了法律将作否定性评价的损害后果，即使并未超出法律所限定的范围，该行为也属于违法行为，行为人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现实中环境污染行为有相当一部分是污染行为在国家规定的标准内进行的，其行为本身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但根据上述原则，应将环境污染行为的违法性作广义理解，即“凡是造成环境资源危害的行为都是违反了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即使行为人的行为没有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只要造成了损害事实，从民法上看就已属于违法行为”。 由此可以看出，当前各国对于环境污染行为采取的是有限制的禁止原则，即法律仅当污染行为造成确定的权益损害之后，才对其进行惩罚性约束或采取直接禁止措施，而对一般的污染行为只要其未超出一定标准， 并支付一定的补偿费用后，就具有了某种程度上的正当性。这是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人类尚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消除污染行为，而只有采取相对折中的方式来暂时维护法律的正义性。
此外环境污染行为的违法性，既包括一般的违法性，也涵括犯罪属性，按照受调整的法律部门的不同可将其划分为民事侵权行为、行政违法行为和刑事犯罪行为，划分的程度标准是依据行为自身的特点和属性以及其侵犯的社会秩序利益的大小。
（二）侵权属性分析
1.环境污染行为的公益侵权性质
传统的环境法理论认为，环境资源具有可分割性以及特定范围下的独占性，因而可以作为所有权的对象为各社会成员占有和处分。这种观念的盛行，使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将环境要素成本排除在企业发展成本之外，以牺牲环境利益为代价片面追求经济利润的增长，从而导致了环境问题的激剧与频发，环境污染越发严重，环境危机已日益危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针对环境的不断恶化趋势，全球性环境保护运动蓬勃兴起，环保呼声日益高涨。在此背景下，学界也开始探索新的环境保护理论，重新界定环境资源的性质，同时环境责任的概念也日渐明晰。具有开创性与基础性的理论是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约瑟夫•萨克斯提出的环境公共财产理论和公共信托理论为基础的新的环境权利义务理论体系。萨克斯的环境公共财产理论认为，全体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要素如水、大气阳光等是人类公有（或公共所有）的资源，而不应再作为所有权的客体，任何人不得为私人利益而破坏这一共有资源利益，否则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公共信托理论认为，环境资源的所有共有人为了合理地支配和享有这一“公有财产”而以委托人的身份将其委托给国家这一契约共同体管理，因而国家作为受托人，须负有善良管理人的义务，岁共同权利人负责，不得滥用管理权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从这个角度看，环境资源或环境利益因其公共性和共有性以及间接获得的国家强制保护性特征，而具有了一定的公益性；也即环境利益的一个表现形式是环境公益，或称环境公共利益。环境资源这方面的特征使其具有了排除个人、企业及政府行政侵害和不当干预的不可侵犯性。任何社会主体的环境污染行为都是对环境公共利益的侵害，属于公益侵权的范畴，是对公众正当利益的漠视与剥夺，具有较强的应受惩罚性。因此环境污染行为具有公益侵权的性质。
2.环境污染行为的私益侵权性质
如前所述，环境资源因其公共性、共有性而具有整体性的公益性质，但公共利益的维护在经由国家公权力保护的同时，还可通过私权确认与保护的方式实现，即环境利益可以有两方面的层次结构形式，一为环境公益，一为环境私益。环境私益，可以理解为“私人环境利益”，指每个公民依据其自然人的身份而平等享有的对自身生存、发展必不可少良好环境要素进行占有、利用方面的利益。这种特殊利益经法律调整与确认后，即产生由公民个人享有的公民环境权，且此种权利性质上属于实体意义上的环境权利，其内含包括主体对权利对象——特定环境要素（或利益）——的占有、使用的自由以及对侵犯或干涉权益行为的排除效力。与实体环境权相对应的还有程序意义上的公民环境权，如参与环境决策权、环境监督权、知情权等。程序性环境权一方面是基于确保实体性环境权的实现而产生；一方面环境资源的公共财产属性，使得每个公民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维护共有环境利益完整而不受侵犯，因此，自然派生出公民为达到上述目的而存在享有程序性环境权利的必要。将公民程序上的环境权利与实体上的环境权利相结合，就构成了整体性的公民环境权概念。但需要指出的是私人权利性质的公民环境权并不是对环境利益的公益性的否定或排斥，而只是对环境公益保护的一种手段和实现机制，法律通过赋予公民实体上与程序上的环境权，使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行为和活动取得了法律上的正当性，并同时还能发挥一定程度上的激励作用，增强公众保护环境的积极性，并最终能够维护环境公共资源的分配正义。既然公民享有正当的环境权利，而这种权利又具有法律上的不可侵犯性，因而环境污染行为因破坏了为公众共同所有的环境公共资源，不仅是对公共利益的侵犯，同时也侵犯了私益性的私人环境权利，即具有了私益侵权的性质。
三、环境污染行为性质的法社会学角度分析
按自由主义法学的观点，个体作为社会的最基本构成单元，通过个人的简单集合与相互联系而组成社会实体，各种社会关系、社会共同体（社会团体）和社会机构均体现为个体的派生形式和集合形式，是个人某种共性的简单抽象。 在这个实体社会中，个体（包括个体的简单集合—共同体）一方面在法律规定的限度范围内享有完全的选择自由与行动自由，任何人都无权干涉；但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整体这一公众共同选择结果中的一分子，个体的自由又是有其基本底线的，即个体自由的界限以不侵犯或干扰其他个体的权利和自由为标准（这不仅仅指法律要求下的限度，还包括道德、规律等其他价值要素的约束），同样个体权利和利益的实现也不能以侵犯他人利益的方式为代价，更不能以损害全社会的公益为代价。现实中在一定情况下，企业可以视为自然人个体为更好地实现自身利益而结合成的实体，本质上是一种人合关系的体现，因此社会对个人自由的约束同样地适用于企业（及其他组织体）；也就是说，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须时刻遵守其固有社会底线而不可逾越，不得损害他人及社会的利益来扩大本体的利益。在环境法视角下，企业的上述行为约束准则，可以表述为，企业的营利行为不能有损环境资源的完整性和重复利用性，同时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或消除对公共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以免对其他公民权利及社会的利益造成损害。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企业在通过利用社会组织这一机制追求利润的过程中，还负有需对价承担的社会责任，即消除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一定份额的社会必须公共产品等。因此企业的环境污染污染行为是对社会成员正当自由权利的侵犯，也是对社会组织原则的违反，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表现。由此推导下去，企业忽视自身的社会责任，放任环境污染与破坏行为的发生，在损害其他个体和社会整体的权益（甚至是安全）之后，必然导致实体社会运行效率及预期利益的下降，最终会影响和制约其本身即作为社会个体成员之一的污染企业的利益的增长与实现。所以说，企业对社会的不负责任，本质上也是对自身发展的不负责任，长远下去必将殃及自身。
四、结语
通过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角度对环境污染行为的性质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本质上环境污染行为之所以具有应受非难性，是因为它侵犯了一种以由公众享有的自然环境资源为外观表现形式的特定利益；这种利益，笔者认为是具有根本性的、关乎人类生存的利益，某种层面上也可以理解为个人追求自由选择生活的利益。因此，必须将环境污染行为限制在最低限度内，以该行为不在具有侵犯他人正当权益与自由为界限。限制的方法可以有上述的经济学、法学、社会学途径，但因经济的方法、社会学上的方法缺少必要的强制力要素，更多的是集中于道义上的谴责和呼吁，不能够起到有效地遏制作用，故对环境污染行为的规制须主要依靠法律的规范与约束，通过法律的调节作用，使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利益达到均衡。
参考文献
[1] 王利明主编，民法侵权行为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455
[2] 王利明、杨立新，侵权行为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3] 王振东，自由主义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2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