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电力设施建设与保护条例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电力设施建设与保护条例
（2011年9月29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电力建设和生产顺利进行，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电力设施的建设与保护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电力设施包括发电设施、变电设施、电力线路设施以及电力调度设施、电力通信设施、电力市场交易设施等有关辅助设施。
第三条 电力设施建设与保护应当遵循安全、科学、效能、环保的原则。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电力设施建设与保护工作的领导，及时协调解决电力设施建设与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将电力设施建设与保护工作纳入任期目标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范围。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电力设施建设与保护领导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电力设施建设与保护的组织、协调工作。
街道办事处及社区、村（居）民委员会协助当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做好电力设施建设与保护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力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本级人民政府确定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电力设施建设与保护的监督管理工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电力设施建设与保护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街道办事处，社区、村（居）民委员会，电力设施所有人、管理人，各新闻媒体应当加强电力设施建设与保护法律法规和有关常识的宣传，提高社会公众的自觉保护意识。
鼓励在电力设施建设与保护过程中创新管理方法，采用新技术，推广先进适用的科学研究成果，提高电力设施运行的质量和效率。
第七条 电力设施所有人、管理人应当依法履行电力设施建设与保护的义务，接受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的监督。
第八条 电力设施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危害电力设施安全。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电力设施的行为，有权制止和举报。
对在电力设施保护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电力设施规划
第九条 电力发展规划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结合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及新农村建设等需要，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遵循统筹兼顾、合理布局、适度超前、确保安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公众参与的原则制定和实施。
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制定、批准、实施电力发展规划过程中应当根据农村贫困地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山区、库区的生态情况、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其予以扶持。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电力发展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电力发展规划由本级人民政府发展改革主管部门组织编制。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发展改革主管部门、电力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电力发展规划组织编制电力设施布局规划，并将其纳入城乡规划，依据城乡规划审批程序报法定机关批准实施。
编制电力设施布局规划应当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经依法批准的电力设施布局规划应当及时公布，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变更。
第十二条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乡规划及电力设施布局规划应当相互衔接，并统筹安排发电、变电设施用地，架空电力线路走廊和电缆通道。
编制城市新区、旧城区改造及工业园区规划，应当将电力设施布局规划纳入其控制性详细规划，确保电力设施建设用地。
新建住宅小区应当预留公用配套电力设施用地、用房和通道。
电力设施布局规划应当与风景名胜区规划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等相互衔接。
第十三条 电力设施布局规划公布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电力设施布局规划区域内开展妨碍电力设施布局规划实施的建设。
第十四条 公路、铁路、城市道路、城市地下管网、隧道、公用涵道、桥梁等设施的规划和建设，应当考虑电力设施布局规划和相关设计规范，预留相应的电力通道。
第三章 电力设施建设
第十五条 电力设施建设应当按照电力发展规划及电力设施布局规划进行。
电力设施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在电力设施布局规划确定的发电、变电设施用地、架空电力线路走廊、电缆通道区域内进行电力设施建设。
第十六条 电力设施建设应当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电力设施建设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电力设施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结果应当予以公布。
第十七条 发电厂、变电站、开关站、换流站用地符合国家划拨用地目录的，依法通过划拨方式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
架空电力线路走廊（包括杆、塔基础）和地下电缆通道建设不实行征地，电力设施建设单位应当对杆、塔基础用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或者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
新建架空电力线路需要砍伐林木的，电力设施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办理砍伐手续，并根据砍伐范围给予林木所有人或者经营人一次性经济补偿，与其签订在通道内不种植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植物的协议。
具体补偿标准由省价格主管部门会同省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十八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据电力设施布局规划等对电力设施建设项目予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后，应当及时公告。
电力设施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建设工程规划开展项目建设。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妨碍、危及电力设施建设的活动。
第十九条 电力设施建设应当符合国家有关电力设施安全的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并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
新建架空电力线路不得跨越储存易燃、易爆物品的仓库；确需跨越的，应当将易燃、易爆物品搬离，由电力设施建设单位给予适当经济补偿。
220千伏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跨越房屋的，应当确保跨越安全距离。
对500千伏及以上架空电力线路确需跨越的居民住宅以及在其走廊内按照安全需要应当拆除的其他房屋，电力设施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实施拆迁并给予补偿。
第二十条 电力电缆通过桥梁、公用涵道、地下通道、城市道路、城市管网，架空电力线路跨越铁路、公路、航道、水利工程设施的，电力设施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办理相关手续，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法定时限内予以办理。由于电力设施建设造成相关设施损坏的，电力设施建设单位应当依法赔偿。
第二十一条 城镇中心区电力设施建设所需电缆通道，由市政建设管理部门统筹建设。
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下列阻挠或者危害电力设施建设的行为：
（一）非法侵占电力设施建设项目依法征用的土地；
（二）涂改、移动、损坏、拔除电力设施建设的测量标桩和标记；
（三）破坏、封堵施工道路，截断施工水源或者电源；
（四）强行承揽电力设施建设工程；
（五）其他阻挠或者危害电力设施建设的行为。
第四章 电力设施保护
第二十三条 电力设施所有人、管理人应当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和义务，加强对电力设施保护的宣传，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和责任追究制度，落实各项人防、物防和技防措施，设立并维护电力设施安全警示标志，按照国家规范和技术标准对电力设施进行巡视、维护、检修，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
第二十四条 电力设施保护范围和保护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依法确定。
800千伏、1000千伏电力线路保护区为导线边线向外侧水平延伸30米并垂直于地面所形成的两平行面内的区域。
发电厂、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等厂（站）保护区为厂、站围墙外延伸3米所形成的区域。
风力发电场保护区为风力发电设备区向外延伸50米的区域。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电力设施保护范围和电力设施保护区设立标志。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毁损、移动、破坏电力设施保护标志。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下列危害电力线路设施的行为：
（一）直接或者操作其他物体碰触电力线路设施；
（二）擅自在杆塔上张贴广告标语、悬挂广告牌及其他缆线和标志物；
（三）在电力线路设施300米内放风筝或者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系留气球；
（四）擅自攀爬变压器台架、杆塔和拉线；
（五）损坏、擅自移动电力线路上的电气设备及通信设施；
（六）擅自占用电缆通（管）道及其他管线敷设各类缆线；
（七）其他危害行为。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从事下列危害行为：
（一）种植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和供电安全的高杆植物；
（二）垂钓活动；
（三）堆砌、填埋、铺垫等影响电力设施安全运行的作业或者活动；
（四）燃放烟花爆竹；
（五）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构筑物；
（六）其他危害行为。
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电力电缆保护区从事下列危害行为：
（一）焚烧谷物、草料、木材、油料、垃圾等物品；
（二）取土、开挖、采石、打桩、钻探或者倾倒腐蚀性化学物品等；
（三）堆放易燃、易爆物品；
（四）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构筑物；
（五）其他危害行为。
第二十九条 在发电厂、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等厂、站保护区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一）堆放杂物、倾倒垃圾；
（二）修建建筑物、构筑物；
（三）开挖坑、渠；
（四）堆放易燃、易爆物品；
（五）焚烧谷物、草料、木材、油料、垃圾等物品；
（六）其他危害行为。
第三十条 在发电厂、变电站专用的水、油、气、灰、渣、煤等输送管线保护区及专用道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一）损坏或者封堵道路、管道；
（二）擅自取土、挖沙、采石、打桩、钻探等作业；
（三）修建建筑物、构筑物；
（四）倾倒垃圾、矿渣和其他废弃物；
（五）堆（排）放易燃、易爆及其他腐蚀性危险品、化学品；
（六）其他危害行为。
第三十一条 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外，进行可能危及架空电力线路杆塔、拉线基础安全的作业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影响杆塔、拉线基础的稳定，可能导致基础不稳定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修筑符合技术标准或者安全要求的加固护坡；
（二）不得损坏电力设施接地装置或者改变其埋设深度。
第三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力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后，方可进行下列作业：
（一）在电力设施周围500米的区域内进行爆破作业；
（二）在电力设施周围进行其他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作业。
采取安全防护措施所需费用由作业人承担。
第三十三条 电力设施所有人、管理人对危害电力设施的行为，有权予以制止，要求恢复原状、排除妨害、赔偿损失，当事人应当予以配合。
危害行为严重影响电网安全时，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当事人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供电企业可停止受理当事人的用电报装申请，或者按国家规定程序中止对当事人供电，直至危害行为消除。
第五章 电力设施与其他设施相互关系的处理
第三十四条 电力设施与其他公共设施、民用设施，在建设、改造和维护中出现相互妨碍事项时，应当妥善予以协调，兼顾各方利益，依法合理处理。
第三十五条 新建、改建、扩建电力设施，应当与周围已建其他设施保持符合规定的安全距离。确需对其他设施予以迁移或者采取必要防护措施的，电力设施所有人、管理人应当与其他设施所有人协商，就迁移、防护措施及补偿等问题达成协议后方可施工，所需费用由电力设施所有人、管理人承担。
铁路、公路、水利、电信、航运、城市道路、桥梁、涵道、管线等设施后于电力设施建设（包括改建、扩建）的，不得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确需对电力设施予以迁移或者采取必要保护措施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与电力设施所有人、管理人达成协议，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三十六条 架空电力线路安全跨越房屋的，被跨越的房屋不得再行增加高度。超越房屋的物体高度或者房屋延伸出的物体长度应当符合安全距离的要求。
第三十七条 电力设施与农作物、林木相互妨碍时，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新建、改建或者扩建电力设施作业中，损害农作物或者林木的，电力设施建设单位应当与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达成协议，并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给予一次性补偿。
（二）在既有电力设施保护区内新种植或者自然生长的林木，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电力设施所有人、管理人应当依法及时予以修剪或者砍伐，不予补偿。
第三十八条 电力设施保护区内的城镇绿化树、公路行道树的管理单位应当对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林木进行定期修剪，保证林木的自然生长高度与架空电力线路等电力设施之间的距离符合安全要求；未及时修剪，造成电力线路损坏或者他人人身、财产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电力设施所有人、管理人发现林木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应当及时通知有关管理单位修剪。有关管理单位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日内应当予以修剪；不予修剪的，电力设施所有人、管理人应当进行修剪，并不补偿修剪林木的相关费用。
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电力设施所有人、管理人可以对林木先行采取修剪、砍伐或者其他处理措施，事后应当及时通知林木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并按照有关规定补办相关手续：
（一）林木已经严重危及电力设施安全或者人身安全，需要采取紧急措施处理的；
（二）因林木造成电力供应中断，需要尽快恢复供电的；
（三）处置电力设施突发事件，需要采取相应应急措施的。
第六章 电力设施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第四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电力设施突发事件应急工作，建立应急救援组织和电力设施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物资储备制度，保障电力设施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有序进行。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和完善电力设施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十一条 电力企业应当制定本单位电力设施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报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按照应急预案的要求，保障应急设施、设备、物资的储备和完好，定期开展应急演练。
第四十二条 重大、特别重大电力设施突发事件发生后，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立即向上级人民政府报告，并按照规定启动电力设施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及时采取措施开展处置工作。
第四十三条 电力设施突发事件发生后，电力设施所有人、管理人应当立即启动本单位的电力设施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采取下列措施：
（一）消除危险源，控制事故扩大，确保群众人身安全；
（二）对遭受破坏的电力设施进行抢修、排除障碍；
（三）其他应急措施。
第四十四条 电力设施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依法征用单位或者个人的交通工具、房屋、设施、设备的，使用完后应当及时返还并支付补偿费用；造成毁损、灭失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补偿。
第七章 监督检查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电力设施建设与保护工作的监督管理，加强执法队伍建设，规范执法活动，协调电力执法过程中与相关方面的关系。
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符合法定条件的组织依法开展电力设施建设与保护监督管理活动。
第四十六条 电力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检查电力设施安全及用户用电情况；
（二）查阅、复制必要的资料，询问有关人员；
（三）依法收集相关证据；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四十七条 电力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忠于职守、文明执法，不得泄露检查中获知的被检查单位的商业秘密。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应当立即制止，并依法调查处理。
第四十八条 电力设施所有人、管理人和用户应当接受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如实提供有关资料或者反映有关情况。
第四十九条 电力行政主管部门等相关部门应当建立完善举报制度，公开举报电话、通信地址或者电子邮件信箱；对接到的举报，应当依法及时调查处理。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力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要求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进行处罚。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危害电力线路设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力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的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力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对单位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需要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依法责令强制拆除。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未经批准或者未采取安全措施，在电力设施周围进行爆破或者其他作业，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力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作业、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
第五十五条 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电力设施建设与保护职权过程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者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六条 电力设施所有人、管理人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电力设施建设与保护过程中疏于管理、玩忽职守，造成电力设施损坏，导致电力运行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追究相应责任，并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核电设施的规划、建设与保护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八条 本条例自2011年12月1日起施行。
“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反思
杨凡 湖北五峰县人民法院 443400
内容摘要：
“严打”作为一项刑事政策，伴随了我国近20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历程。面对日益严峻的治安形势，严打政策应运而生，其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历史条件。严峻的治安形势是其产生的现实基础；对刑事政策认识的混乱是其产生的思想基础；旧体制旧观念尚未消除是其产生的社会基础；传统的法律文化是其产生的价值基础。诚然，“严打”政策在实践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局限性和负面效应同样不容忽视。“严打”是对法制的破坏与违反，依法从重从快这一“严打”内涵的内在逻辑矛盾对法制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集中体现在依法与从重从快二者之间的不可调和性；“严打”无形之中又制造了新的犯罪，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丧失殆尽等。。我国的“严打”是建立在人治基础上的，它破坏了法治的基础，蔑视了法律和程序，因此其对法治建设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甚至是得不偿失。因此，“严打”何时能摆脱人治思维，更值得我们关注。“严打”最初是非常状态下的非常选择，但是战役不间断的进行到现在，这也表明“严打”政策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长期性基本刑事政策。因而，对于“严打”仅是一项权宜之举，不能不提出怀疑。
关键词： “严打” 刑事政策 局限性 理性反思
Abstract
"strike-hard" campaign " has followed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the past 20 years of our country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course as a criminal policy. In the face of the severe public security situation day by day, attack severely the policy and arise at the historic moment, it produces its specific social background and social historical condition 。The severe public security situation is its realistic foundation produced ; The confusion known to the criminal policy are their thought foundations produced ; It is its social base produced that the old idea of the old system has not been dispelled yet;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is its value foundation produced . True, " "strike-hard" campaign " policy played a active role in suring in practice, but its limitation and negative effect can't be ignored either。Attack severely " destruction to legal system and infringement , this " "strike-hard" campaign " inherent logic contradiction of intension negative effect in legal system obvious severely and quick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embody a concentrated reflection of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severely and quickly between the two getting implacable; "strike-hard" campaign " has made new crime again virtually, the suspect's right is exhausted etc.. "strike-hard" campaign " of our country is based on foundation of ruling by men, it has destroyed the foundation governed by law, have despised the law and procedure , So it builds the negative effect caused in ruling by law it is enormous, even lose more than gain. So, when can " "strike-hard" campaign " get rid of the thinking of ruling by men, deserve the close attention of us even more. " "strike-hard" campaign " is an extraordinary choice under an extraordinary state at first, but the campaign goes on incessantly till now, this indicate " "strike-hard" campaign " policy become one long period of time basic criminal policy of our country already in fact too. Therefore, to " "strike-hard" campaign " it is only an expedient act , Have to propose suspecting .
Keyword: " "strike-hard" campaign " Criminal policy Limitation Reason reviewing
“严打”是“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简称，是我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违法犯罪升级、蔓延而采取的一项重要刑事政策，伴随 了我国近20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历程。诚然，“严打”在司法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而对我国：刑事犯罪案件特别是重大案件仍然持续大幅度上升，社会治安问题日增多的严峻社会形势，我们不得不对“严打”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理性反思。
一． 对“严打”的界定
在谈论“严打”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对刑事政策有个清楚的了解，刑事政策是为了抗制犯罪而产生的。刑事政策是指国家或执政党为了达到抗制犯罪的目的，依据本国的犯罪总态势并采取刑罚和非刑罚等手段所制定 的一系列方针和策略的总和.
(一)对“严打”的界定
“严打”是“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简称。“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包括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从重”是指刑事实体而言的，即对特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予以相对严厉的制裁。狭义地讲，“严打”的对象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广义地讲，“严打”的对象是各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分子。从重处罚体现在立法、司法两个方面。“从快”是指刑事程序而言，立法上主要表现为简化程序，司法上主要表现为加快办案速度。
“严打”是我国根据某一领域或某一阶段犯罪态势的发展变化以及抗制此种发展变化的需要而适时调整的具体刑事政策。“严打”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与世界各国的 “重重”政策基本上是同步的，而促使这一政策出台的主要原因也是犯罪浪潮的高涨。8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我国社会由封闭转向开放，社会结构由静态转为动态。由此导致人们利益结构的倾斜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各种社会矛盾随之计激化。从那时起，我国的犯罪率基本上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依照我国犯罪态势有5次高峰的说法，第5次高峰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持续至今，已达20余年，时间之长可谓高峰之最。不过，持续的犯罪高峰并未改变犯罪的基本成因，犯罪源于社会矛盾仍是对这一时期犯罪原因的合理解释。事实上，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特别是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初建，我国就一直处于经济转型，社会转轨的大变动时期。社会大变动导致固有矛盾的大暴露和新型矛盾的大泛滥，基于犯罪是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综合反映的认识，持续上升的犯罪应该是不足为怪的。
我们应该理智的善待“严打”，在刑事政策视野中给予“严打”以准确的定位。
第一：“严打”应该具有目的性。如前所述，刑事政策的目的是抗制犯罪，包括控制犯罪态势、改造已然罪犯、预防各种犯罪等三项而言。“严打”是一项具体的刑事政策，其目标应该定位在控制犯罪态势上，依靠“严打”控制犯罪态势必须把握两点。一是惩罚犯罪的及时性，即尽量缩短犯罪实施与刑事司法运行之间的时间间隔，增强刑事司法的权威，提高“严打”的司法效率。二是犯罪惩罚的不可避免性，即尽量破除犯罪人侥幸心理，树立权威的刑事司法，展示“严打”的司法效率。
第二：“严打”应该具有法律性。这主要是指“严打”不是随心所欲的滥打或无原则的狠打，而是在严格执行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前提下，适当从重从快。“严打”的法律性是“严打”本身固有的特征，强调“严打”的法律性，就是要把“严打”与“严格执法”统一起来，在坚持刑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提高办案水平，适当从重量刑。
第三：“严打”应该具有综合性。即要把“严打”视为一个由多方参与的系统工程，主要包括“严打”前因素、“严打”中因素、“严打”后因素。“严打”前因素主要考虑为刑事司法活动提供周密的法网支持，“严打”中因素主要考虑刑事司法机关的通力合作，“严打”后因素主要考虑巩固“严打”成果。
第四：“严打”应该具有针对性。刑事政策因犯罪而生，故而，刑事政策也要为犯罪而活，即适当调整。这种调整的形态之一就是基本刑事政策 与具体刑事政策的分野。“严打”只是特定阶段对特定领域的一项具体刑事政策，具体刑事政策会因各国具体国情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其趋同的可能较小。但就“严打”而言，有一点各国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严打”的对象应局限于严重刑事犯罪。
第五：“严打”应该具有层次性。“严打”作为一项具体刑事政策，应该包括定罪政策、量刑政策、行刑政策三个层次。从定罪方面来看，我国新刑法的罪名数由130个增至413个，可以说，犯罪化是我国新刑法在定罪政策上的主导取向；从量刑方面来看，刑法典赋予了审判人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使“严打”政策在此体现的最为突出，在量刑中，贯彻“严打”政策关键是把握好“从重处罚”的尺度；从行刑方面来看，“严打”政策的贯彻应该是“严格执法”。
（二）“严打”与刑事政策的关系
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立足于当前的社会治安状况，调整刑法打击的重点和力度，以有效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严打”体现了刑事政策的要求，而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刑法的惩治效能要通过法律的实施来实现，而法律的实施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受到刑事政策的影响尤甚。“严打”实际上是对特殊形势的特殊反应，是基于客观情况的变化对刑法打击重点和打击 方向的调整，是刑事政策指导刑事法律实施的具体表现。
另一方面，刑事政策如同其他社会政策一样，也要根据不同的社会治安状况制定，并随着犯罪现象的发展而变化。犯罪现象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不是按部就班的向前发展，而往往受社会、法律及自然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严打”正是依据总体犯罪状况的变化，适时开展专项斗争，有针对性的确定打击重点，组织不同规模的集中打击犯罪活动。
二．“严打”产生的条件：
任何一项刑事政策的制定都有其产生的思想和社会基础，都是基于现实的需要。“严打”作为我国的 一项具体刑事政策，当然也不例外，离不开它特定的时代背景。
（一）现实基础-----严峻的治安形势
从我国建国以来的历次“严打”来看，提出的时机无不在社会治安状况严重恶化时期。没有犯罪状况的严重性也就没有“严打”产生的现实合理性[1]。在1983年当时是国门初开，经济开始转型，经过文革十年浩劫，滋生了一大批犯罪分子，这些犯罪分子活动猖獗，破坏社会治安，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在一段时间内，我们还没有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相当大的一不分犯罪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秩序。严峻的客观形势，迫使人们不得不开拓视野，寻求新的犯罪对策，依靠全社会力量，采取多种手段预防犯罪，治理罪犯，教育青少年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实践活动。1981年中央召开京、津、沪、穗、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议，对新的犯罪对策思想做了高度的概括，在《会议记要》中明确提出了“全党动手，实行全面综合治理”这一新时期的刑事政策。同时对这一政策做了详细的阐述，对于极少数杀人犯、放火犯、抢劫犯、强奸犯、爆炸犯以及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依法从重从快处罚；对于大量的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人，既不判罪劳改，也不送去劳教，而是依靠全党依靠全社会力量，加紧进行教育、感化、挽救工作，预防犯罪。对于一部分现行刑事犯，依据轻重，区别对待。该劳改的就劳改，该逮捕的就逮捕，该判刑的就判刑。1982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中再次肯定和强调了“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全党动手，认真落实‘综合治理’的方针”，同时指出要综合治理的中心环节是青少年教育，综合治理要发挥各方面的作用，要采取思想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各种措施和多种方式。应该说，这一时期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我国已经提出了完整的刑事政策，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总政策和两极化政策。应该说，“严打”刑事政策的提出并实施，对于维护当时非正常的治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思想基础-----对刑事政策认识的混乱
我国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了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形势犯罪的方针，与“重重”相近。对轻微违法犯罪青少年实行教育、挽救、感化的方针，与“轻轻”相近。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刑事政策与现代刑事政策精神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受到旧的思维定势的惯性影响，加之对现代刑事政策思想掌握的不准，因而，一度出现了对刑事政策理解、执行混乱的状况。由于我们对综合治理方针的理解带有片面性，把大量的工作放在预防犯罪和教育、感化上，没有很好运用专政的威慑力量。该杀的没杀，该逮捕的没有逮捕，该判的没有判或轻判，使犯罪分子气焰更加嚣张，更加肆无忌惮，到处为非作歹，残害人民。“坏人神气，好人受气”人民群众缺乏安全感，批评政法部门“软弱无能，心慈手软”。有的人对阶级斗争心有余悸；有的人认为，既然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就不必再提出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危害社会的现行犯罪；有的人把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说成是搞“惩罚主义”、“报复主义”、“重刑主义”，以上这些思想认识上的混乱，造成了实际工作中对刑事犯罪活动打击不力，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越来越猖獗的后果。不少地方犯罪分子逞凶肆虐，无所顾忌，许多犯罪团伙横行城镇乡村，无恶不作。为澄清一些模糊的认识，纠正打击不力的倾向，更好的贯彻和落实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出台了“三年为期，三个战役”的集中统一行动的决策，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可见，对于现代刑事政策理解不全面或不顾国情，照搬照抄国外的刑事政策是不可取的，难以指导实践的，对治理犯罪是不利的。因而，严打决策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对刑事政策片面理解的错误倾向。
（三）社会基础----旧体制旧观念影响尚未消除
我国的刑事政策是国家本位型的刑事政策，在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博弈过程中，现代刑事政策由于它生长的土壤和条件不完全具备，必定面临着冲击和挑战。一是受国家至上观念的冲击，难以形成国家和社会的二元格局。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大政府和小社会，全能政府的格局并没有改变。国家至上观念仍在起统率作用。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只是国家领导下的发动，并不是市民社会的自发启动。公民缺乏参与热情，只是消极受领任务，事不关己，甚至袖手旁观，任由犯罪者横行。国家的主动性积极性和社会的被动性消极性相互抵消，犯罪问题日益突出，犯罪形势愈加严峻。二是受群众运动惯性冲击，难以形成法制社会的良性机制。虽然我国于1980年至1982年先后制定《刑法》、《刑事诉讼法》，但由于新法刚刚颁布实施，一些司法工作人员还不完全掌握和熟悉，出现了对刑事犯罪打击不力的现象。改革开放对社会治安产生了一些冲击和震荡，刑事犯罪活动突出，甚至出现了不正常状况。三是收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难以形成“预防犯罪，治理犯罪”的稳定格局。虽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阶级矛盾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在政法机关仍然习惯于阶级斗争的思维，尽管我们一直在反“左”，但宁左勿右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是带有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对他们决不能心慈手软，必须动用专政的手段实行严厉打击。按此逻辑惩办与打击是首位的任务，预防犯罪，治本之策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为了取得治理的犯罪的实效，也可以本末倒置。
（四）价值基础----传统的法律文化
在中国的他法律文化中，“法”始终是权力的附庸，是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可以随意运用的工具，是执行君主专横意志的强暴手段。法并不是至高无上的，也不是普遍的秩序，它听命于权力，从来都是统治者的镇压工具，而不是捍卫民众权利的武器。正如严复所说“中国法直刑而已，所以驱迫束缚其臣民，而国君得以超乎法之上，可以益用法易法，而不为法所拘。夫如是，虽有法，亦成专制而已”。深刻的指出了中国传统者支配法律的历史传统，由于过分强调统治阶级的意志，忽视人权的保障，缺乏应有的独立价值。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观念与我国当时法律的概念在内涵上并没有实质的区别，无非都是统治者贯彻和实施其统治的工具而已 。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严打”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几千年的法律文化传统是“一种具有深厚社会文化基础的观念一旦形成，必将极大的作用于历史，即使在最初的条件已经消失，相应的制度已经改变的 情况下，它也可能长久的存留下去，无形之中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行为。”【1】
三．“严打”存在的局限性：
面对改革开放后始料未及的严重犯罪问题，我国分别在1983年、1996年以及2001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部署，实行“严打”。加之各项专向斗争、治理整顿和季节性严打，以及各省市所组织的局部性“严打”，可以说“严打”方针浓缩了我国近20年犯罪治理的经验与教训。在历次的“严打”斗争中，官方报道的刑事案件破案率、抓获犯罪人数目、判刑人员数目等统计数据在向我们传达着同一个信息--------经过运动化、战役式“严打”斗争上的洗涤，我们将再次回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低犯罪率的清平社会。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随着我国社会总体转型的深入，刑事案件在总体趋势上处于高速增长阶段，而并非只是“反复”和“反弹”[1]那样依然可以乐观的状况。就实际而言，20年的“严打”不仅没有实现“社会治安根本好转”，“恢复但五六十年代的最高水平”的既定目标，反而离我们越来越远，同时，“严打”所带来的种种社会不公平使其遭到理论与实务的双重质疑。
（一）“严打”对法制的违反与破坏
我国“严打”概念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最显著的变化是将其由“从重从快”演进为“依法从重从快”。“依法”的突出和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摈弃了以往长期人治下的法律虚无主义影响，逐步顺应了建设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即使是这样，“依法从重从快”这一“严打”内涵的内在逻辑矛盾对法制的负面影响仍然是显而易见的，集中体现在“依法”与“从重从快”二者之间的不可调和性。
刑法哲学追求的三大价值目标是公正、谦抑、人道[2]。与之相适应，我国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罪刑相当”的实体法价值原则，上述原则所蕴涵的“刑之法定，罚当其罪是指对犯罪行为量刑的各种情节均由《刑法》加以规定，当轻则轻，当重则重，而不得因刑法规定以外的其他事由对犯罪人加重或减轻处罚。刑法的人道性和谦抑性更是要求“可罚可不罚者，不罚；可判可不判者，不判。现行《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诉讼期限体现着打击犯罪的及时性与保障无辜者不受刑事追究的双重价值。在两种价值之间，过分的夸大任何一个方面都将是非常危险的，而“依法从重从快”却要求司法机关在严打过程中要依法同时又要从重从快，这显然是一个无法两全的逻辑难题。刑法谦抑性和人道主义所阐释的“能不判的就不判、能不杀的就不杀与从重从快所要求的可捕可不捕的，捕；可判可不判的，判。法定诉讼期限要求的当快则快，当慢则慢与严打中一味求快之间的内在矛盾显然无法协调与统一。依法与从重从快之间的矛盾，反映出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渡的今天，法律至上与法律虚无主义两种价值观念的深层次冲突，法治与人治两种治国策略的痛苦抉择。
（二）严打与严格执法，打击犯罪的混淆
严打就是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但是，作为具有阶段性、运动化、战役性特点的严打，与日常工作中的严格执法，打击犯罪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区别呢？如果两者都解释为严格依法，打击犯罪，那么作为非正常状态的严打其存在是否还有必要？其自身的独立价值如何体现？如果将两者的区别界定为严打期间应该从重从快，非严打期间必须严格执法，这是否又回到了1983年“严打”无视法律“从重从快”打击犯罪的老路？其结果必将重新导致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这对于我国刚刚起步的司法改革显然是不利的。“严打”内涵的内在逻辑矛盾，象一道选择题，将选择的主动权完全交给了司法实践部门，其结果不难想象的。司法机关或一味强调打击犯罪的效果和诉讼效率，无视法律的“从重从快”，忽视对无辜者人权的保障，导致案件质量下降，冤假错案增多；或是理解为“严打”期间要严格“依法”，非“严打”期间就可以放松执法，导致养虎为患。2001年9月3日，雅虎新闻网转发了这个新闻社的一则消息，题目是《“严打”三个月破案率100%，到底是功绩还是失职》。这篇报道说，“据报载，某市公安局在最近3个月内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 228起，打掉公安挂牌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4个、黑恶犯罪集团21个、抓捕逃犯41名，重大案件破获率100%。《这个青年报》刊登读者来信质问：到底是功绩还是失职？黑社会性质的反组集团和黑恶势力并非一天形成，少则一两年，多则三五年。为什么我们的公安部门不能将其控制、消灭于萌芽状态？难道该市的这些犯罪集团都是在严打这一两个月内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