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还是司法？——从我国行政复议的性质说起

秦旭东


现代社会，“随着行政权的膨胀和积极行政的日益兴起，行政纠纷日益增多，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诸多威胁”。（1参见应松年、袁曙宏主编：《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P288）为了保障公民权利、防止行政权的滥用，必须建立各种监督制度和救济途径，行政复议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

一般认为，我国的行政复议是指“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复查该具体行政行为的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适当性审查，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一种法律制度”。（2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P279）关于行政复议的性质，理论界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是一种行政行为，有的认为是一种司法活动，有的认为是一种兼具行政和司法双重色彩的行政司法获准司法活动，还有的认为行政复议形式上的行政行为而实质上的司法行为。（3参见杨解君、温晋锋著：《行政救济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P97）目前，同说将行政复议定位于“具有一定司法性的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内部监督和纠错机制的缓解”，是“国家行政救济机制的重要环节”。（4参见同前注2书，P280)

讨论行政复议的性质，并不是要求得一个“盖棺定论”，而是为了能对其获得一个较为准确、全面的认识，以促进该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利于实践中的实施运作，达至该制度设计的目标和价值追求。

对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性质，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视角来作为一个简单的分析。

从形式于实质的纬度来看，在形式意义上，以国家机关的性质为标准，一般将行政机关从事的所有活动都归于行政行为；在实质意义上，以具体行为的性质为标准，行政机关所从事的活动中有一部分具有司法性质。我国行政复议制度是在行政系统内运行的，行政复议机关是行政机关而非司法机关，其行使的是行政职权，行政复议是一种行政内部的监督机制和救济途径，它一般要接受法院的司法监督，这些都是行政复议的“行政性”之所在。但是，在另一方面，行政复议又不同于一般的行政执法行为，它是一种解决行政争议的机制，其运行中一般存在三方主体：行政复议机关、行政相对人（行政复议申请人)和作出被申请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行政复议被申请人），复议机关作为独立与复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外的“中间者”对后两者之间的争议作出裁断，行政复议的进行也被要求遵循类似于司法程序的较为严格、规范的程序，这些又是行政复议的“司法性”之所在。因此，说行政复议是“形式上的行政行为和实质上的司法行为”或者是“兼具行政和司法双重色彩的行政司法获准司法活动”都是有道理的。

从应然与实然的纬度来看，对行政复议制度性质又有不同的认识。前述关于形式与实质意义上的讨论基本上是从应然角度出发的，我们还有必要关注我国行政复议制度性质的实然状态，看看其在具体的制度设计和实际操作运行过程中体现了什么样的色彩。

依行政复议法的规定，我国行政复议制度中的复议机关有三种类型：一是作出被申请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二是作出被申请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的上一级行政机关，三是作出被申请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所属的人民政府。对第一种类型而言，实际上是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审查、作出复议决定，明显不符合“不作自己的法官”的一般公正原则；对后两种型类而言，由于复议机关与作出被申请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之间存在着行政隶属关系，复议机关往往容易受到“地方利益”或“部门利益‘的影响，很难立足于中立者的角色进行居中裁断。有时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在作出之前已经向复议机关请示过了，作出被申请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的决定实际上已经体现了复议机关的意志，这种情况下复议也就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了。（5参见同前注1书，P299）另外，行政复议工作实际上是由复议机关内部设立的办事机构，即所谓的行政复议机构具体办理的。复议机构不是独立的行政主体，没有独立的职权，它虽然“具体办理"复议案件的受理、审查和裁决工作，但却没有作出最后决定的权力，只能草拟复议决定，提出处理建议，最终还是要听命于其所属行政机关首长，可谓“有职无权”。复议机构的不独立导致复议工作容易受到行政首长意志的不当影响和干涉，“有的行政案件已经复议部门依法定程序复议结束，某些行政首长还以个人意见改变案件处理结果”。（6参见姜明安主编：《中国行政法治发展规律进程调查报告》，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P280—281）

复议机构一般都是复议机关内部的“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是所属行政机关首长的办事机构，对于没有行政立法职权的行政机关的复议机构，它除了具体负责行政复议工作之外，作为首长“在法制方面的参谋和助手”，还要“承办领导交付的其它工作”，比如“充当政府的法律顾问或诉讼代理人角色，负责国有产权变动、当地政府与外来投资的合同、拆迁、地方企业间纠纷的解决等工作的法律问题，代理政府参加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等等”，“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替政府操心，吸取教训、提出建议”。（7这些情况是笔者参加2001年北京大学法学院赴河南漯河社会实践考察团，在与漯河市政府办公室法制局的工作人员座谈时了解的。漯河市下辖一区二县，市政府没有行政立法权）行政复议是具有一定独立性和专门性的工作，当与复议机构承办的其它工作和事务发生冲突时，往往是“领导交付的工作”优先，复议工作难于作到规范化和专门化。有些情况下，复议机构承办的其它工作中的事项如与一些复议案件有牵涉，前者往往还会影响到后者的依法公正裁决。

另外，行政复议机关作出复议决定的过程也不同于一般司法活动的裁判过程。尽管行政复议法规定了类似司法程序的复议程序，但其规定还是过于粗略，实践中缺乏比较细致、完备和规范的操作程序，加之没有相对统一和完善的机构体系，行政复议实践中存在大量的不规范甚至是严重违背行政复议法要求的情况。比如，许多复议机关不是依行政复议程序处理行政争议，而是采用传统的行政手段，对符合条件的复议申请不予正式受理，而是先进行协调，或者通过“背后做工作”施压迫使申请人撤回复议申请；复议程序不公开，申请人难于了解复议工作的进展，无法行使自己在复议中的程序性权利；在必要的情况下也不采用听证的方式，听取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双方的意见；复议过程中不遵守时限的要求，久拖不决；处理结果不作正式决定文书；等等（8参见赵祥生、薛为民：《行政复议非程序化的思考》，《行政法研究》1994年第4期，P59—60）

总之，我国现行行政复议制度中，复议机关缺乏中立性，复议机构缺乏独立性、专门性，复议程序也不甚规范、完备。而实际运做中也远未达到其作为一种行政监督、行政救济和行政争议解决机制所必须要求的那种规范性。（9有关我国行政复议存在的一些问题，还可参见：姜明安主编：《中国行政法治发展规律进程调查报告》，P269-270，P279-282；参见应松年、袁曙宏主编：《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P299-300）

可以说，我国行政复议制度设计基本上是立足于“行政性”的，在立法者关于行政复议法草案的说明甚至强调为了“便民”的需要要防止行政复议的“司法化”倾向；行政复议实践中也未体现其应然性质中的“司法性”要求。其实，联系我国整体的“法治状况”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然的。在一个有着千百年的权力高度统一集中、行政与司法不分的法制文化传统的过度，目前连司法系统尚且缺乏独立性，有着浓重的行政化色彩，如何可能要求像行政复议这样的行政司法或者准司法活动达至其应有的司法性要求呢？

这里并不是主张司法性和行政性有孰优孰劣的区别，而是要指出，一种制度的设计和运作所体现的色彩应与其目的、宗旨和价值取向相符合。一般而言，在同等的法治要求的基础上，行政更偏重效率而司法则更关注公平。自近代所谓“行政国”出现以来，行政职能不断增加，行政权力不断扩大，这一方面是维系社会经济良性发展之必须，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威胁公民权利与自由的问题，因此需要有加强对行政权进行控制和制约的机制来解决这一矛盾。传统上，通过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机制，特别是充分利用司法审查制度来防止行政权的滥用，保护公民权利。然而，由于司法资源的有限和司法程序的高成本，在争纷频繁、诉讼爆炸的年代，从成本-效益的角度衡量，必须启动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在行政系统内也建立加强行政监督、提供行政救济和解决行政争议的机制，可以比司法途径更为方面、迅速和经济，尤其是在由司法审查做最终保障的基础上，这种机制显得十分有效。西方各国都纷纷建立了相应的制度。（10参见应松年、袁曙宏主编：《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P288-294)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基本上是在借鉴西方类似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同时又受到我国传统上行政与司法合一制度下行政官员解决纠纷方式和以政策和“领导意志”为依据的行政方式的影响。这两种因素的相比较，实际上是法治与人治的区别。西方的类似制度虽然也是建立在行政系统内的，但却比较注重裁判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强调职能分离、程序保障，深刻关怀公正性的要求。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也有过关于行政裁判所是“行政的还是法律的”之论争，1957年弗兰克委员会的报告选择了裁判所是一种司法机构的观点，将行政裁判所视为司法体系的一种补充。（11参见韦德著、楚建译：《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P641)美国行政法上，行政裁决有正式程序和非正式程序，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应用，协调效率与公正的需要。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在面临“行政还是司法”的选择时，一方面不可忽视其效率性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不可偏废其公正性的根本要求。在传统法律文化和现实法制土壤的不利影响下，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行政还是司法”的选择还有与英国情况不同的中国特色。我国传统的“行政”与法治语境下的行政根本不可相提并论。当我们提及某种所谓“行政化”倾向时，往往缺乏平等、公平、公开、参与等法治意蕴，而我国当前的行政改革正需要诸如这些法治因素的血液。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事实，可谓我国法治进程中的一座光辉里程碑，在“民告官”成为可能之时，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开始重视政府法制工作，在内部建立法制机构以应对形势之需。1990年行政复议条例实施，行政复议制度也得以发展和完善。这期间的一个重大变化在于，一种公私届别、权利与权力对峙的观念开始生发，在公民与政府之间，公民个人可以作为一方独立的主体参与到一种与政府对峙的诉讼构造中，请求中立的公断人来对它们之间的争议做出裁断。尽管实际当中行政诉讼还有种种不如以的地方，但不可否认的事，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在进行。（12参见陈端洪：《对峙：行政诉讼的宪政意义》，《中外法学》1995年第4期）行政复议制度作为一种与行政诉讼相衔接的行政系统内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和行政监督、救济渠道，同样也应成为这场革命的训练场之一，它更需要的是权利与权力的对峙而不是一方乞讨性地申请救济而另一方高高在上给予恩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行政复议制度更应当倾向于司法而不是行政。建立相对独立的复议机构、建立公正透明的复议程序、增加复议的公正性等专家们所展望的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发展方向（13参见应松年、袁曙宏主编：《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P301-302），正表明了应当的选择。

原载北大法律信息网


上海市政府


上海市水上消防工作暂行办法
上海市政府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水上消防工作，保护水上船舶、港口码头、沿岸工厂、油库等国家财产，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市所辖水域内航行、停泊和作业的一切中外民用船舶、设施以及黄浦江两岸与水上消防安全相关的码头、工厂、油库等。
第三条 在市公安局领导下，设立上海市水上消防监督站（以下简称监督站），行使本市水上消防监督职权。
第四条 监督站业务上接受市公安局消防处指导，人员由市公安局消防处和港航公安部门负责配备；监督站工作人员的隶属关系不变。
第五条 水上消防工作由监督站统一管理，分级负责：
（一）上海宝钢地区水域、码头的水上消防监督工作，由市公安局宝钢分局负责；
（二）上海石化总厂地区沿海水域、码头的水上消防监督工作，由市公安局石化分局负责；
（三）黄浦江水上消防监督工作，有公安建制的航运单位的船舶分别由船舶主管单位的港航公安局（处）负责；港区码头、无公安建制的航运单位的船舶和在港（包括浮筒、锚地）外轮、外省船舶以及与水上消防安全相关的码头、工厂、油库的消防监督工作，由上海港公安局负责；
（四）本市内河和崇明、横沙、长兴三岛水域的水上消防监督工作，由市航运公安局负责。
第六条 监督站的主要职责：
（一）负责布置、检查、监督、协调辖区内港航公安部门、有关主管单位的消防工作；
（二）对辖区内有关单位公安消防、保卫部门进行消防业务指导；
（三）必要时对辖区内中外民用船舶（包括修、造中船舶）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四）监督检查辖区内码头、仓库、工厂、油库以及其他建筑的建设（从设计到施工）中有关防火规范规定的执行情况，参加竣工验收；
（五）负责辖区内火灾调查、火因鉴定和火灾统计上报工作；
（六）实施水上消防工作奖惩事宜。
第七条 监督站在组织防火检查时，有关单位应当派人参加。被检查的船舶、单位应当主动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的改进意见，监督站和被检查单位都应作出详细记录，存档备查。
第八条 监督站在检查中发现重大火险隐患，应当及时向有关单位以及上级主管部门发出《火险隐患整改通知书》，必要时可传唤有关人员，督促限期整改。《火险隐患整改通知书》的副本可根据需要送当地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有关部门。
第九条 监督站发现随时有可能发生火灾或爆炸危险时，有权责令有关单位和人员立即整改。在紧急情况下，监督站有权责令其停航、停工、停业整改。有关单位的防火负责人应当把火险隐患整改情况及时报告监督站。
第十条 监督员必须具有专业消防知识，树立人民消防为人民的思想，依靠各级单位和群众，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敢于监督，认真履行职责。
第十一条 船舶消防设备应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检验局检验合格后，船舶才能投入营运。
新建、改建、扩建油库、油码头的单位，在申请使用岸线，报请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同时，应将设计图纸报监督站审核。设计必须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和《交通部装卸油品码头防火设计规范》规定的要求，并配备足够数量的消防设备和器材。
第十二条 客运船舶的主管部门要加强管理，严禁旅客携带（夹带）易燃易爆危险物品上船，要严格控制火种，不准在禁烟场所吸烟。
第十三条 船舶明火作业应经批准，未经批准，不得动火。船舶明火作业由上海海上安全监督局（以下简称海监局）负责管理，分级实施。
（一）对消防制度和消防组织健全、消防设施完好的船舶主管部门，经海监局审核授权，可自行审批船舶的一般明火作业。
（二）船舶在港内危险明火作业必须经海监局审批，并接受海监局监督检查。海监局在审批前，应按规定指派专人到现场检查动火条件和消防措施落实情况。动火时，船方必须派员在现场看火；船舶明火作业的主管单位应派员在现场监督。海监局认为必要时，可责成船方向监督站申请
派出消防力量到现场监护。
第十四条 海监局应昼夜有人及时审批船舶危险明火作业申请，确保不误船期。
第十五条 船舶装运危险货物，必须按原规定向海监局或港航监督申办批准手续。
第十六条 上海港务局、海监局应将船舶载运装卸一级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情况（包括船舶动态和有关资料），及时提供给监督站。监督站认为必要时，可派出消防力量强制实行消防护航或监护；对不接受消防护航或监护的，监督站可通知有关部门不予安排作业。
单位专用码头应及时向上海港务局提供船舶装卸一级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等有关情况。
第十七条 消防监护和护航的收费，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航行国际航线船舶消防费收规定》办理。
第十八条 装载危险货物的船舶，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检验局有关规定，相应配备足够数量的消防设备和器材，才能进入本市水域。
第十九条 装卸一级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码头，必须配备足够数量的消防设施和器材；装卸作业时，码头主管单位的公安消防、保卫部门必须指派专职消防人员在现场监护，作好记录，并将记录情况报监督站。
第二十条 对来上海港航行途中发生火警火灾，需在本市救助的船舶，上海港务局在指泊时应有利于消防施救，港口有关部门应将火警火灾情况及时报监督站，以便做好扑救工作。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本市辖区水域内中外船舶发生火灾，都应迅速准确地向公安消防和有关部门报警。
第二十二条 船舶火灾的扑救工作，在公安消防队伍到达现场之前，由船长指挥自救；在公安消防队伍到达现场后，灭火工作由公安消防部门指挥。
第二十三条 公安消防部门在扑救船舶火灾时，要充分考虑船舶的特点，尊重船舶主管单位和船长的意见。
第二十四条 消防车赶赴火场时，车辆轮渡应保证消防车迅速通行。在紧急情况下，火场指挥员有权根据需要调动企业事业单位的船舶、救助设备，协同灭火。
第二十五条 海监局负责维护灭火现场水上交通秩序，协助公安消防部门组织调动水上施救力量。
市公安局消防处和上海港公安消防大队通讯电台应合并组网，实行统一指挥。
第二十六条 对水上消防工作有贡献或者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本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或公安机关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七条 对在本市辖区水域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及其细则和本办法的行为者，除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外，对有关责任人员由本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经济处罚；造成火灾，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公安局组织实施并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施行。



1987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