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规定
浙江省杭州市人大常委会
杭州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19号
2001年2月25日杭州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杭州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已经2001年4月19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001年4月30日
杭州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规定
(2001年2月25日杭州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2001年4月19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2001年4月30日市人大常委会公告公布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制定地方性法规活动，提高地方性法规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地方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地方性法规(以下简称法规)是指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报经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本行政区域内实施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
第三条 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废止，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制定法规必须遵循下列原则：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
(二)不得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省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
(三)体现人民意志，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通过多种途径保障人民参与制定法规的活动；
(四)遵守法定的权限和程序；
(五)从本市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出发，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地方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
第五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就下列事项制定法规：
(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和省的法规，根据本市实际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事项；
(二)属于本市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法规的事项；
(三)除只能由法律规定的事项外，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行政法规的，根据本市实际，需要制定法规的其他事项。
前款规定的事项中，涉及本行政区域内特别重大事项的法规，应当由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市人大常委会可以对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规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规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第二章 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法规的程序
第六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可以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市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由市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以下简称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程。
第七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
第八条 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法规案，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先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经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后，决定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第九条 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法规案，应当在会议举行的一个月前，将法规草案发给代表。
第十条 列入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大会全体会议听取提案人说明后，由各代表团进行审议。
各代表团审议法规案时，提案人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各代表团审议法规案时，根据代表团的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派人介绍情况。
第十一条 列入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议意见，并印发会议。
第十二条 列入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由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以下简称法制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对法规案进行统一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和法规草案修改稿，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在审议结果的报告中予以说明，经主席团会议审议通过后，印发会议。
第十三条 列入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必要时，主席团常务主席可以召开各代表团团长会议，就法规案中的重大问题听取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和意见向主席团报告。
主席团常务主席也可以就法规案中的重大的专门性问题，召集代表团推选的有关代表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和意见向主席团报告。
第十四条 列入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当说明理由，经主席团同意，并向大会报告，对该法规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十五条 法规案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经主席团提出，由大会全体会议决定，可以授权市人大常委会根据代表的意见进一步审议，作出决定，并将决定情况向市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报告；也可以授权市人大常委会根据代表的意见进一步审议，提出修改方案，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审议。
第十六条 法规草案修改稿经各代表团审议，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规草案表决稿，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经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七条 由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规，市人大常委会应当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的十日内，提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
第十八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法规，由市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第三章 市人大常委会制定法规的程序
第十九条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以下简称主任会议)可以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法规案，由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市人民政府、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法规案，由主任会议决定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如果主任会议认为法规案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可以建议提案人修改完善后，再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
第二十条 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法规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不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的，应当向市人大常委会会议报告或者向提案人说明。
专门委员会审议的时候，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二十一条 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应当在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举行十五日前，将法规草案和说明及其有关资料报市人大常委会；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应当在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举行的七日前，将法规草案发给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第二十二条 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一般应当经两次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后，再交付表决。
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各方面意见分歧较大的，可以经两次以上常委会会议审议后，再付表决。
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的，可以经一次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后交付表决；部分修改的法规案，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的，也可以经一次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即交付表决。
第二十三条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第一次审议法规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的说明，结合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由分组会议进行初步审议。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第二次审议法规案时，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法制委员会关于法规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由分组会议进行审议。分组审议后，法制委员会根据分组会议审议的意见，提出关于法规草案修改情况的说明和法规草案表决稿，经主任会议决定，向全体会议报告，并交付全体会议表决。
第二十四条 市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法规案时，提案人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市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法规案时，根据小组的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派人介绍情况。
第二十五条 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提出审议报告，印发市人大常委会会议。
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法规案时，可以邀请其他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二十六条 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对法规案进行统一审议，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和法规草案修改稿，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在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对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重要意见没有采纳的，应当向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反馈。
法制委员会审议法规案时，可以邀请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二十七条 专门委员会审议法规案时，应当召开全体会议审议，根据需要，可以要求有关机关、组织派有关负责人说明情况。
第二十八条 专门委员会之间对法规草案的重要意见不一致的，应当向主任会议报告。
第二十九条 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法制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应当将法规草案发送有关机关、组织和专家征求意见，将意见整理后送法制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并根据需要，印发市人大常委会会议。
第三十条 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的重要法规案，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将法规草案在杭州日报上公布，公开征求意见。各机关、组织和公民提出的意见送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
第三十一条 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当说明理由，经主任会议同意，并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对该法规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三十二条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在表决法规案以前，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法规案个别重要条款提出修正案的，可以先对修正案进行表决，再对法规案进行表决。
第三十三条 法规案经市人大常委会两次会议审议后，仍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由主任会议提出，经全体会议同意，可以暂不付诸表决，交法制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一步审议。
第三十四条 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法规案，因各方面对制定该法规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重大问题存在较大意见分歧，搁置审议满两年的，或者因暂不付表决经过两年没有再次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由主任会议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该法规案终止审议。
第三十五条 法规案修改稿经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规草案表决稿，由主任会议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表决，经市人大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三十六条 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并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法规，由市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第四章 法规的解释
第三十七条 法规解释权属市人大常委会。法规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市人大常委会解释：
(一)法规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二)法规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规依据的；
(三)法规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的。
第三十八条 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及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可以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法规解释要求。
第三十九条 法制委员会提出法规解释草案，由主任会议决定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
第四十条 法规解释草案经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审议、修改，提出法规解释草案表决稿。
第四十一条 法规解释草案表决稿由市人大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由市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并报省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四十二条 市人大常委会的法规解释同该法规具有同等效力。
第四十三条 法制委员会可以对有关具体问题的法规询问进行研究予以答复，并报市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五章 其他规定
第四十四条 提出法规议案，应当附有法规草案文本及说明。
市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联名提出的制定法规议案，可以不附草案文本，但是应当说明其必要性、法律依据和主要内容。
第四十五条 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的未附法规草案和说明的法规议案，经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确定，需要制定法规的，由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交主任会议、有关专门委员会、市人民政府或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组织起草。
第四十六条 报送法规议案时，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出的，须经主任会议和市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签署；由市人民政府提出的，须经政府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通过，由市长签署；由专门委员会提出的，须经专门委员会会议通过，由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签署；由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代表十人以上联名提出的，由提案人共同签署。
第四十七条 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法规案，主要是审议法规草案是否符合实际需要；是否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省的法规相抵触；是否与本市制定的其他法规相一致；法规草案体例、结构、法律用语是否准确、规范。
第四十八条 向市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和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的法规案，在列入会议议程之前，提案人有权撤回。
第四十九条 交付市人民代表大会或市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表决未获通过的法规案，如果提案人认为必须制定法规，可以按照规定的程序重新提出，由主席团、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其中未获得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规案，应当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决定。
第五十条 法规应当明确规定施行日期。
第五十一条 法规公告公布时，应当载明该法规的制定和批准机关、通过和批准日期。
法规公告公布实施后，应当及时在市人大常委会会刊和杭州日报上刊登。
在市人大常委会会刊上登载的法规文本为标准文本。
第五十二条 法规的修改与废止程序，适用制定程序。
法规部分条文被修改或者废止的，必须公布新的法规文本。
第五十三条 法规根据内容需要，可以分章、节、条、款、项、目。
章、节、条的序号用中文数字依次表述；款不编序号；项的序号用中文数字加括号依次表述；目的序号用阿拉伯数字依次表述。
法规标题的题注应当载明制定和批准机关、通过和批准日期。
第六章 适用与备案
第五十四条 法规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具有法律效力。法规的效力高于市政府的规章。规章的规定与法规的规定出现不一致时，规章服从法规。
第五十五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和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规，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
第五十六条 法规、规章应当不溯及既往，但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
第五十七条 法规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市人大常委会裁决。
第五十八条 市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市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
第五十九条 规章应当在公布后的三十日内，向市人大常委会备案。
备案审查的具体办法，由市人大常委会另行制定。
第七章 附 则
第六十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95年2月15日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程序的规定》同时废止。
关于民事抗诉权问题的思考
沈 红 干朝端
民事抗诉权是民事检察监督权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就是通过对审判组织审判权的监督和控制，从而保证审判活动依法进行，防止和纠正错误裁判，确保司法公正。近年来，随着人们法制意识的提高和法律监督力度的加强，我国民事检察监督工作有了一定的发展，民事抗诉案件逐年增多。就武汉市中级法院来说，1997年我院受理民事、经济抗诉案件24件，1998年受理35件，1999年受理了56件，每年平均递增53％。在1998——1999年武汉全市法院受理的106件民事、经济抗诉案件中，法院维持和调解的48件，占已结案件的57?2％，改判和发回重审的36件，占42?8％。通过对这些案件的有效审理，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了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但是，目前有学者也提出，我国民事抗诉权的法律规定弹性过大，抗诉条件限制不严。民事抗诉案件的增多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追求到了个案的实体公正，但在更大程度上，不加限制的抗诉再审将使法院两审终审制度名存实亡，法院判决的终局性和权威性流于形式，同时也会给权力的渗透留下很大空间，从而在司法腐败之外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司法的信任危机，而不能达到立法设置民事抗诉再审程序所预期的目的。因此，人民检察院民事抗诉监督的合理性、必要性确实令人怀疑。1对此，笔者欲阐述一下自己的粗浅认识，以期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当前民事抗诉权存在的问题
检察院提起民事抗诉是启动案件再审程序的一种方式。再审程序一经启动，原有终审裁判所确立的法律关系又将重新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因此，在世界各国中，有些国家为了保持判决的法定“既判力”，避免再审带来的负效应，而不允许提起再审，如美国；有些国家如日本、德国虽然允许提起，但对此都规定了严格的适用条件。我国的民事抗诉作为发动民事再审程序的一种方式，民诉法却没有规定严格的适用条件，法定的四种提起抗诉的情形笼统又不易操作，抗诉权弹性极大，再审程序容易启动。在没有必要启动再审程序的情况下，启动再审程序，这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会危及到法律的“既判力”原则，而最终导致司法稳定性的削弱。同时，不加限制的抗诉再审只会增加当事人的诉累，提高诉讼成本，即使在某种意义上当事人一方胜诉了，也会有种得不偿失的感觉。这就违背了民事抗诉制度设立的最终目的。本文欲从审判实践中的一些案例出发，谈谈当前我国一些民事抗诉案件抗诉不合理的问题。
(一)检察院以发现新的证据为由提起抗诉的问题。如我院受理的原审上诉人秦甲、秦乙与原审被上诉人秦丙房屋承租权一案，秦甲、秦乙与秦丙系兄弟姐妹，原来均随其父共同居住在一直管公房内。秦甲、秦乙结婚后就分别离开该房，另行居住。后该房拆迁安置，其父在拆迁过渡期内去世，三者就因拆迁安置房的承租权问题发生纠纷而诉至法院。在一、二审中因秦甲、秦乙不能提供其婚后仍居住该直管公房的证据而败诉。判决生效后，省检察院即以有新的证人证言为由提出抗诉。此案明显的就是以证人证言这一新的证据为由提起抗诉。现实中，此情况不只一例。我们知道，目前我国检察院抗诉提起再审的，绝大部分是由当事人申请或向其反映而引起，靠检察院自身主动检查、搜集材料而引发再审的情况微乎其微。2所以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新证据大部分是由一方当事人提供。此种在一审、二审中不出示新证据，在再审程序中搞突然袭击的做法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已日益暴露出其弊端。第一，根据民诉法规定的二审终审原则，任何案件证据都要经过二次质证，并最终得以认证。如检察院为一方当事人之利益以一、二审中都未出示的新证据为由提出抗诉，那么该案裁判后，此证据则只经过一次质证就予以认定了，显然剥夺了另一方当事人对此证据两审质证的权利，不符合证据规则，这对另一方当事人来说显然不公平。第二，检察院以新证据为由提出抗诉从而引发再审程序并最终定案容易导致有些当事人在一、二审中恶意隐瞒证据，在判决生效后拿出“杀手锏”向检察院申诉，通过再审从而达到最后的诉讼胜利，这是不道德、不公正的，是利用了国家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达到侵害另一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目的。因此检察机关以新证据为由提起抗诉是不妥的。
(二)当事人上诉期内放弃上诉，上诉期届满后，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问题。如我院受理的武汉肉联加工厂与海南省中野工贸开发部租赁、劳务纠纷一案中，一审判决作出后，肉联加工厂不服提起了上诉，后又申请撤诉，二审裁定准予其撤回上诉，双方按原判决执行。但检察院却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归责不当为由提起了抗诉。笔者认为，此抗诉是不妥的。根据民法中私法自治的原则，在不涉及到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当事人可以在其私权领域内自主行使其权利。有起诉权、上诉权和放弃自己诉讼请求和接受对方诉讼请求的权利，国家权力不能对此进行随便干预。在当事人放弃上诉的案件中，当事人显然是出于自身的各种原因在权衡利弊后愿意接受一审判决所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检察院对此种情况下生效的裁判提出抗诉，显然是违背了私法自治的处分原则，是国家权力对私法权利的干预。另一方面，即使一方当事人在上诉期间不上诉，在裁判生效后又向检察院申诉引起抗诉的，笔者认为这种舍弃上诉寻求抗诉的做法仍然是不妥的。因为如果当事人都放弃上诉程序而去追求抗诉，那民诉法设置的上诉程序将形同虚设，法律规定的上诉功能将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同时还会发生当事人利用这种方式规避上诉可能发生的负担诉讼费风险的情形，将部分诉讼成本转移给国家。3
(三)当事人不申请再审，而检察院提起抗诉的问题。此种情形是由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引起的，是受超职权主义模式影响的结果。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有法定情形之一的，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重新审理，而无须经过当事人的申请再审。立法上这样规定，是我国“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在民事审判领域的体现。但笔者认为，此规定也是不合理的，其理由如(二)中所述，同样是构成了对当事人自主处分权的侵犯。当事人申请再审期间不申请再审，期间届满后也不申诉的，检察机关不应以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确保司法公正为由强行对当事人自主处分裁判结果的权利加以干预。除非当事人私权的处分侵犯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利益。否则，公权力不应随意介入私权领域。
(四)法官在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下，自由裁量，采信证据、适用法律，其裁判自由结果不显失公平、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机关有无提起抗诉必要的问题。例如我院受理的武汉石油大厦服务有限公司及大光明歌舞厅与董红艳人身损害赔偿一案。董红艳在大光明歌舞厅(由武汉石油大厦发包给他人经营，且他人未单独办理营业执照)试聘工作期间，在该歌舞厅内乐池侧面第十一号台路经假桥至八号台之间突感身体不适，便向同伴讲自己触电了，遂即倒地，经医院抢救，诊断为：电击伤、心律失常、急性左心衰、肺水肿、电击伤并颅脑损伤、吸入性肺炎。为此，董红艳与武汉石油大厦服务有限公司就人身损害赔偿发生纠纷诉至法院。本案对董红艳伤情进行了三次鉴定，其中市中院及省高院鉴定结论都为“电击伤”，最后司法部鉴定所的鉴定结论为“受电流伤害依据不足”。所以在终审判决中，法院认为董红艳是在武汉石油大厦大光明歌舞厅试聘时身体受到伤害的。但所依据的鉴定结论不能认定武汉石油大厦及董红艳在本案中有过错，应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由武汉石油大厦服务有限公司赔偿董红艳医疗费、后期治疗费、伤残补助费、误工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专家会诊费共计人民币179014?84元。省检察院遂以董红艳的伤害不是电击伤所致，原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为由提出抗诉。经再审，法院认为，董红艳确系在武汉石油大厦大光明歌舞厅试聘时身体受到伤害。三次伤情鉴定结论相异故不能确定双方存在过错。但受害人遭受到重大损害得不到赔偿又显失公平，据此原审以公平责任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并无不当，维持终审判决。笔者认为，诸如此类的案件是不应该提起抗诉的。首先，从维护法院判决的权威性和终审判决的“既判力”角度出发，在法官的原终审裁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无明显不当、裁判结果无显失公正的情况下，不应提起抗诉，从而保证“两审终审”的法定效力。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认为，真理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任何真理的发展过程都是由相对不断趋近绝对的运动。同样道理，法官在办案的过程中，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也只能是相对的，尽量接近事实本身的。因为法官审案有一定的审判时限规定，希望个别法官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绝对复原逝去的事实真象，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诉讼中所再现的只是法律意义上的事实，而非原始状态的实际事实。”4任何刻意追求个案处理绝对公正的诉讼目的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5因此，法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不存在绝对的公正、合理，在法律的范围内，其享有自由裁量的权力。此自由裁量的结果只要不显失公正，就不应提起抗诉，随意推翻。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主要职责应是合法性而不是刻意的合理性。其次，案件在两审终审后，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确定，同时还会与第三人发生关系，从而形成新的社会关系。如果此时随意以毫无必要的理由提起抗诉，推翻原有的法律关系，这只能引起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再一次处于动荡状况，而且还会随时损害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第三，在案件的判决或裁定相对正确，无纠正必要时，提起抗诉重新审理，会无端耗费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不符合诉讼目的和诉讼效益原则。笔者通过对当前我市法院受理的民事抗诉再审案件进行分析发现，裁判驳回检察机关抗诉，维持原终审裁决的占一半以上，除了因为法院大部分案件质量经得住考验外，其根本原因是法院裁决无明显不当之处，是在法律范围内的自由解释和自主裁判，没有裁判明显不合法之证据，检察机关抗诉理由薄弱，属于没有必要提起抗诉的一类。就如上述电击伤案例那样，即便有一鉴定结论认为“受电流伤害依据不足”，也不能就此随便推定为“不是电击伤所致”，因为认为“不是电击伤所致”同样“依据不足”。目前检察院动不动就能提起没有实际价值的抗诉，其原因就是民诉法规定的法定抗诉情形太宽，不易掌握。有些当事人也利用了这一点，在无法定情形不能申请再审时，就拉关系走后门在检察院找熟人，提起抗诉。
二、规范民事抗诉权的几点建议
我国的政权体制决定了检察权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力，以实现对执法和司法制约与监督，保证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6因此，在民事诉讼领域确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是一种针对司法现状的必要设置。为了保证这种检察监督权与审判权能形成良好的制约与抗衡机制，保证在审判独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检察抗诉权的功能与作用，我们有必要对当前宽泛的抗诉情形进行改良，严格抗诉再审的适用条件，建立科学合理的抗诉机制提高诉讼效益、维护法律权威，切实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司法公正。
(一)指导思想：民事抗诉权以实现法律、维护社会公益、防止司法腐败、确保司法公正为目的。充分尊重当事人民事自主处分权，维护诉讼自由、注重诉讼效益。严格、谨慎行使该权利，达到权力与制约的科学平衡。
(二)关于抗诉的时间。抗诉是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主要方式之一(除此外还有当事人申请再审和法院依职权再审)。由于民事诉讼是当事人之间私权纠纷，因此按照民法私权自治的原则，我们理应充分尊重当事人在私法范围内的处分权。当事人对此有提起再审的权利，也有接受原有裁判结果，放弃再审的权利。只要他们对私权的处分不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利益，不违反社会善良风俗，国家公权就不应强行介入。因此，在民事诉讼领域，检察机关行使检察监督权，提起抗诉的时间应在当事人申请再审期间届满之后。
(三)关于抗诉的条件
首先为了保证民事抗诉的严肃、合理和有价值，就应规定不得提起民事抗诉的限制情形：1?不得以发现新证据为由提起抗诉；2?当事人在上诉期间不上诉或在上诉期间撤回上诉的，检察机关不得提起抗诉(裁判涉及公共利益或有违善良风俗的除外)；3?当事人在申请再审期间不申请再审，期间届满后也不申诉的，检察机关不得依职权提起抗诉(裁判涉及公共利益、有违善良风俗的除外)；4?终审裁判无明显不当、不存在枉法裁判、无提起抗诉之必要的，不得提起抗诉。
其次，还应详细列举出检察机关抗诉的法定事由，将现行民诉法第185条进一步细化，以便于操作。1?对于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这一条，立法应明确规定该事实是一、二审范围之内的事实，认定事实的证据是经过一、二审质证的证据，不得以所谓新的事实或认定新的证据来推翻原一、二审中认定的证据。除非有下列情形：1原审证据系伪造、变造。2证人作伪证。3作为证据的鉴定结论系伪造、虚假鉴定或因其它原因被否定。4定案所依据的其它裁判被撤销等。对此立法应予以明确细致的规定。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这一条规定过于宽泛。因为适用法律的过程是一个理解法律并选择法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人对法律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做出不同的选择和判断。所以法官在适用法律时，通过自身对案情的分析研究和对法律的理解，可以做出其认为正确的法律裁判。其对法律的选择有一个自由裁量的权利。因此对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要有一个明确的范围规定，即在何种情况下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检察机关不能随便把法官对法律在一定范围内的不同理解认为是适用法律错误，动辄行使抗诉权。笔者认为，对于此条，立法应明确规定，只有法官的裁判结果使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显失公正时，才能认为其适用法律存在错误。并列举出双方权利义务失衡的相关情况。3?对于“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这一条应详细列出几条对案件能否正确审理必定产生影响的几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因为违反法定程序存在的情况比较多，不见得都对案件的审理产生重大影响，致使双方权利义务失衡。因此，此条的空间太大，实践中操作起来，也不好掌握。
纵观西方近代审判制度，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十分注重法律判决的“既判力”，即十分注重既定裁判的严肃性、稳定性，决不轻言改判和纠错。然而对比中国古代传统法治，就可以发现，这种对“既判力”的尊重几乎是不存在的。“对于地方官已经下了堂谕的，官员本人要求重新审理的例子已不鲜见。而地方官也是只要认为有道理，就能够不受以前的判决拘束而将案件推翻重来。‘有错必纠’被视为优秀的官员应取的态度。实际上，当时的听讼意味着只有在当事人事实上已放弃而不再进行争执的情况下才可能真正终结。”7这种传统法文化已自觉或不自觉被当今的立法者所承认和接受。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应清醒认识到现行法治体制与西方现代法制体系之间的差别，以及与中国古代传统法文化之间的令人十分吃惊的暗合、吻合度。这种差别和暗合、吻合可以使我们清醒地判断出我国现今的法治体系在历史过程中所处的位置。
法制现代化在我国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民事抗诉之改良应是司法体制改革中必然要触及的重要问题。而且，这一问题的解决，还将与检察机关今后的定位及其在整个法治体系中的地位的变化或变革等息息相关。今后，法学界对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领域的地位如何确认之争论也将对民事抗诉权之改良及变革产生深远影响。通过纵横的比较研究，通过历史与现实定位观照，我国法制建设定会在错综复杂的诸矛盾的纠缠中对各种复杂问题，包括民事抗诉权的定位问题做出自己明智的选择和判断。
注释：
1景汉朝、卢子娟《论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重构》，《法学研究》99年第1期。
2顾韬《关于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反思及改良意见》，《法学》99年第12期。
3李浩《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若干问题研究》，《中国法学》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