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戊戌变法

　 包万超

　 中国的宪政移植运动发轫于戊戌变法，文化抵抗也自此揭开了“民族主义”的旗号，并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康有为在戊戌五六月陆续进呈的《日本变制考》中，说明了他的变法主张：购船置械，可谓之变器，不可谓之变事；设邮局、开矿务，可谓之变事，未可谓之变政；改官制，为选举，可谓之变政，未可谓之变法；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在康氏看来，制定宪法，行民选议院才算变法，可以“摄百千万亿臣民之心智”，人民不会与朝廷疏离，而会竭尽心智能力，使政举法行，国家可长治久安。

　 康有为认为，政治改革的最终结果是激烈的，但改变的过程必须缓慢平和。在实现全民共知的“太平世”之前，中国必须经过君主立宪的过渡时期。在《日本变制考跋》中，康建议“我朝变法，但操鉴于日本，一切已足”。康氏也明白“升平世”的君主立宪与“据乱世”的绝对王政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必须作若干之说明与预备：由于宪法之定，出于公天下之民，以人民之福利为重，则通国上下之官皆为民事而设，而事有今昔之不同，常变之各别，而官也因之有异，此与中国过去专制政体之设官分职，欲家天下，防范人民，而制定《律例》及《会典》，其立法精神是迥然不同的。

　 显然，宪政有着与专制大异其趣的精神与文化。至此康有为遇到了一个难题：中国没有宪政的实践，但有没有宪政的精神呢？若有，为什么产生不出宪政？若没有，是否意味着文化上也跟着全盘西化？康氏陷入了二难选择：若主张有，必须冒大不韪，推翻千年之定识，重新解释儒教；若主张无，有伤民族自尊，等于宣布“文化自杀”，并根本上动摇儒教作为清政府的立国基础，这不但皇帝不同意，官吏不同意，也肯定招致士人阶层的普遍反感，最后可能是天下共诛康氏本人。两害取其轻，他选择了第一种方式：西方国家以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来实现民主政府，而在中国已有这样的理论存在。中国在民主实施上落后于西方，不是因为孔子的学说有缺点，而只是他的许多门徒误解了他。这就是康氏《新学伪经考》（1891）和《孔子改制考》（1896）要说明的问题。

　 康有为不但认为儒教有宪政的理论（如《孔子改制考》说尧舜为民主、为人道之极至），而且已经深入到操作层面上的“阶段论”。他在《论语注》中写道：“春秋之义，有理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每一世都有他相应的政治制度：绝对王政适于据乱世，君主立宪适于升平世，共和制度适于太平世。当人类从较低的社会层次发展到高层次，政府的形式也要相应改变。在《论语》中，孔子有言“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传统的理解是大夫不能控制政府，百姓不议政治。康氏批评此屡见的“不”字乃系误植，误植之人盖不明孔子的真正意思，因此必须删去。康氏评论孟子所说“民为贵”时有云：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公平所归乃举为民主，如英、法制总统然……近于大同之世。经这么一解释，儒教本来就有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思想了，并明示了二者的更迭和渐进过程。康有为于是主张设制度局以定宪法，并以孔子自称为素王，孔子亦主张改制，为其变法立宪确立了经典依据。就这样，通过对儒教本土资源的重新挖掘，宪政理论大可自给自足，移植西方宪政而不必同时引进西学，难怪梁启超称呼康有为系“孔教马丁·路德也”。

　 康有为提出以儒变法和以儒教为国教还有直接抵抗基督教文化的动机。康氏认为“耶教言灵魂界之事，其圆满不如佛，言人间世之事，其精备不如孔子”。他觉得儒、佛、基督三教虽讲基本上相同的真理，但以基督教最不如人意。他相信儒教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学说都优越，在理论上适宜全人类，是在目前情况下惟一适合中国的宗教。为了保全帝国的目的，中国的法律、行政和经济制度都必须按照西方的模式改变；但如果放弃儒教，企图对整个道德生活西化，则将是文化自杀。因此，康氏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所取的立场，可说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

　 综上所述，康有为认为戊戌变法的直接目标是开议院，制宪法，行君主立宪，以解释后的儒教为指导思想，而不能引进基督西学作基础。尽管康有为对儒教经典的“重新解释”引起了较多的非议，但光绪皇帝除不答应明确立国教外，其他主张大多被接受，并任命康有为作整个变法的“总设计师”。因此可以说，康的思想基本上代表了变法时期关于“宪政移植与文化抵抗”的样式。我认为，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对二十世纪中国宪政的重大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康有为的所有努力，在我看来，是为了中国的宪政移植寻求一种能为国人所认同的合法性基础。这种基础根植于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休戚相关，而又不能根本违逆世界之大潮。于是，便有了对儒教经典的重新解释，但康的用心良苦反而加重了文化的认同危机，使他的“合法性基础”一直处于边缘地带：传统的实权派和士人阶层斥康为“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而革命派和西学派也不买康的账，视之为极端保守的顽固分子。对此，费正清指出：“康氏为了弥补漏洞，经常不得不违背已被大家所接受的解释，乃引申经文以便将平等、自由、共和与宪政诸义注入儒学，他的做法乃是善意地使中国的道德遗产现代化以保存之，使清廷的思想基础合时以挽救它的危亡。假如康氏依据家法，他不过是另一个可敬的公羊家，与他之所为完全不一样”。尽管说得不客气，但后继者发现康思考的问题是不能绕过的，并且几乎走上了同一条道路：宪政移植与文化抵抗。前者为西化和现代化，后者为民族化和本土化。最终，中国移植了宪政之体，而排拒了宪政之魂。

　 第二，康有为主张渐进改革，认为中国先行君主立宪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政所必需的过渡阶段，而急功近利的革命只能导致历史的轮回。“仆戊戌以来，主张君主立宪；自辛亥以来，主张虚君共和”。康认为虚君可置身于政治竞争之外，可作为国家团结和安定的象征，既顺应传统民情，又为宪政建设提供了一个和平环境。孙中山先生当时提出要革命，要“民治”的宪政，二者区别不在于目标，而在于和平与暴力的手段分歧。但越往后看，孙中山先生的做法就越清楚了：他不得不承认，民治宪政只能是渐进的，而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于是便有了“宪政三段论”，而长达20年的训政时期人民根本上无权可言。皇帝被赶走了，却迎来了无数个“皇帝”，军阀混战，国无宁国，民不聊生，还谈得上什么人权、民主、宪政。本世纪的宪政遭遇不幸被端方和康有为言中，而戊戌的思想本来是可以直接避免这种情境的（辛亥革命后若行虚君立宪根本无阻力可言）。后继者的实际操作者在暗渡康氏陈仓，但却为表面的形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三，康有为“渐进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智未开”，尚须教化，此为康最初主张君主立宪和开明专制的缘起。康氏认为，中国人民在专制统治下几千年，既无能力也无欲望取得政权，因此在他们有资格动用权力之前，给予他们政权是愚蠢的，最安全的方法是尽量利用现存设施作大转变的准备。康氏认为适用于“太平世”的民主尚未到来，操之过急，将适得其反：伸民权平等自由之风，协乎公理，顺乎人心……将来全世界推行之，乃必然之事也……须有所待，乃可为也……中国果服革命之药，则死矣。民国成立后的局势证实了康氏对于未成熟宪政改革的诸多忧虑。他说，“所谓民权者，徒资暴民之横暴恣睢，堕实桀颉而已。所谓平等者，纪纲扫尽，礼法荡弃而已。所谓自由者，纵欲败道，荡廉扫耻，灭尽天理，以穷人欲而已。”

　 孙中山先生当初主张激进革命，并在民国成立后宣布人人平等、自由，享有天赋人权。但他很快就发现：正如康有为所言，中国人民实际上还停留在需要引导，才能走上民主宪政的地步。因此，他提出了“训政论”———宪政保母论，寄希望于“先知先觉”的精英。与此同时，胡适、蔡元培、丁文江等大学者也呼唤“好人政府”，这样，某某主义和儒教文化的巧妙结合使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希翼救世主的心态和官方的“牧民”意识得以实现一个在道德和智识上无可置疑的“好人政府”。

　 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基于“民智未开”而主张君主立宪的开明专制，用皇权教化人民，使宪政权利次第实现，康氏的思想自然遭口诛笔伐。但那些谴责康的人后来掌权了也走上了他的老路，只不过少提一个“皇帝”罢了。这种“巧合”是必然的：宪政是从西方那里搬过来的，但头脑还是中国的。它的源头是儒教的人性哲学：上等的“圣人之性”先天就是善的，不需要教育；“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需要经过教化、改造，方可“化性而起伪”，臻于完善，圣人君主官吏自然“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呼唤救世主和好人政府不就是“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政治产物吗？

　 中国之所以自己开不出宪政，移植又不成功，从康有为氏的“变法”主张中已可以看出其中端倪：以“民智未开”而主张集权训导、教化人民，看似有理，实际上是一个祸害致深的伪命题。其一，“民智未开”并不构成政府干预的正当理由，因为政府本身也存在类似的难题，政府本质上不是超越个人之上的实体，并非全知全能，它也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组成的，这些人往往也是“官智未开”的，起码在中国行宪前，不会存在一个宪政素养良好的官吏集团足以示范教化人民，因为官吏和人民一样只有在宪政的环境里才能逐步培养宪政素养并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其二“人民未能自事其事”绝不是“政府代行其事”的充分条件，在宪政生活中，公民拥有权利，可以行使，也可以弃权，但没有授权，任何人不能越俎代疱。通过开明专制大包大揽来推行民治宪政，本身就构成了手段与目的的悖论。其三，人民没有行宪的热情和能力，或者宪政一开，就导致民情混乱，自由滥用，纵欲败道等诸现象，往往并非“民智未开”，而是宪政自身的制度设置尚未产生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是行宪初期的必然现象，而政府一旦热衷干涉，可能会返回专制状态。最后，以民智未开而行训导教化政策，必然用权至极并视人民为掌中可任意揉搓的试验品。其无法避免的结局是“为政者打着人民的旗号反人民，官吏以行公益之名中饱私囊”。“权力容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使人腐化”，二十世纪的经验为这个真理提供了太多的例证。

我国城乡贫困问题预测分析
（原载《中国社会保障》2005年9期）
文/柳 拯 郭洪泉 朱勋克

“十一五”时期，我国将处于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紧要发展阶段，是推进和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正确预测和分析“十一五”期间城乡贫困人口发展趋势，对于完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十一五”期间城市贫困人口趋势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在各种贫困线计算方法中，以家庭为计算单位的最低生活保障线被普遍接受，国家据此建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十五”期间，城市低保对象稳定在2200万人左右，基本实现“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在城市低保对象中，三无人员、下岗失业人员及其家属是城市低收入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确定考虑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投入情况，低保对象的范围与当地城市贫困人口总数不完全一致，二者略有差别，但前者较为直观、全面地反映了城市的贫困状况。
我国城市贫困的原因较为复杂，既包括个人因素，也包括社会因素。前者如疾病、伤残、劳动能力、劳动偏好、就业机会等，后者如失业、劳动力市场壁垒、社会再分配制度等。我国现阶段城市贫困人群中，绝大部分因社会因素致贫。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成熟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关的利益调节和分配制度，影响城市居民收入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仍然存在，“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城市贫困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第一，失业问题将继续存在。失业是市场竞争和经济转轨的产物，也是贫困最主要的原因。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为城市低收入人群提供了现实的经济收入，保证了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反之，将陷入贫困。根据调查，下岗、失业是城市贫困的最主要原因。考察失业问题的主要指标是失业率。多项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城镇失业率应在7%左右（如莫荣在2002年通过对50余名国内学者和官员两轮调查得出的失业率为7.07%），已经接近国际公认的失业警戒线；“十一五”期间城镇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结构性失业难有大的改观，失业率必将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上。
第二，劳动力市场壁垒仍坚而不破。由于改革不到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许多制度壁垒，并在短期内难以消弭。经济资源的垄断、就业机会的歧视、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使不同行业、企业，不同就业方式下的同等劳动能力所获得的劳动报酬不一样，导致一部分人收入低下；同时，使不具竞争力的低收入劳动者的岗位“固定化”，他们难以通过改换职业而改变收入状况。失业人员再就业大多只能选择小商小贩、临时工等非技术性职业，收入较低，且收入增长率有越来越低的趋势。因此，对相当一部分劳动者来说，即使努力工作也难以改变低收入状况，他们中的一些人将成为城市贫困人群。
第三，再分配制度短时期内难以完善。我国的再分配制度由于制度设计缺陷、配套措施不到位等因素，预计在今后几年之内，难以完全发挥收入调节的功能。一方面，经济改革使城市低收入职工的福利性、物质性收入降低甚至取消，而原来由单位负担的大宗消费，如医疗、住房、养老等的支付责任转移到职工个人，使低收入者的消费负担超出其支付能力。另一方面，作为再分配制度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有待提高，城市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医疗、教育等基本需要难以得到有效保证。
第四，城市“新穷人”持续涌现。“十一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保持增长势头。2006—2010年，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力966万，如按照70%的劳动参与率计算，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力供给676万，将有200多万人难以就业，形成城市“新穷人”。此外，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耕地被征用。据统计，全国现有完全失去土地，或失去大部分土地，所拥有土地不足以维持生活的被征地农民5000万人。由于征地安置补偿不到位，许多失地农民变成城市“新穷人”。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劳动力市场供给的有限性及相关改革的配套制度滞后，城市“新穷人”将维持一定规模。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以动态管理下的低保对象为参照，预计“十一五”期间，我国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镇贫困人口数量将保持在2200万至2500万人之间，占城镇非农业人口的5%左右。这部分人员应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并成为医疗、教育、住房救助的重点对象。

“十一五”期间农村贫困人口趋势分析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农村地区存在大面积的贫困人口。目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界定，多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相对贫困人口）为主。事实上，除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绝对贫困人口外，农村贫困人口还包括已获救助的特殊困难人群：一是已经享受生活救济而收入高于绝对贫困线，但必须继续救济，否则将陷入贫困的特殊困难人口。如许多地方的五保供养标准达1000多元，远高于绝对贫困线，但五保对象无收入来源，必须对其进行救济。二是部分经济发达地区收入高于绝对贫困线、享受社会救助的农村低收入人口。如北京、上海市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零，而2004年底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分别为7.5万和9.1万人。
农村贫困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除贫困农民居住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自身发展能力外，下列因素将影响我国“十一五”期间的农村贫困人口数量。
第一，惠农政策的有限性。尽管国家采取了一些有效战略措施，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但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偏远山区或老病残等困难群体的脱贫致富问题。同时，由于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基础不稳固，农民脱贫的难度明显加大。根据黄季昆等人的研究，中国的大多数农产品价格已经超过国际市场的平均价格，而多数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也高于发达国家。农民依靠农产品价格回升带来收入增长和脱贫，当属不易。
第二，开发式扶贫的局限。国家针对贫困农民开展了大规模的、持续的扶贫运动，其思路经历了从“救济式”到“开发式”，从“输血”到“造血”的历史嬗变，逐渐探索出了“开发式扶贫”的新模式，但其效果不够明显。一是扶贫项目效益不高，一些地方对乱铺摊子、管理不当，只重脱贫的数量和速度，对贫困农民创收能力关注不足，效益不佳。二是扶贫贷款到村、到户、到项目难，一些地方出现了“贷富不贷贫”的现象。三是资金投向不均。开发式扶贫包括项目投资，修建基础设施，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改善生态环境等内容。但许多地方将实施重点集中在帮助农民和农村企业投资生产性项目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上，而对教育等关涉贫困农民自身发展能力的投资相对薄弱。事实上，近几年，扶贫资金每年都在300亿元以上，如果直接发放给2000万贫困人口，平均每人每年可获得1000多元，远高于绝对贫困线。
第三，农村社会救助对象稳中有增。农村税费改革前，“三提五统”承担了五保供养、农村低保等大量救助费用，救助对象一度达到2500多万人。农村税费改革后，救助经费来源渠道主要是财政投入，救助对象大幅缩减，一些贫困农民得不到相应的救助，生活较为困难。最近两年来，农村社会救助的投入和救助水平呈恢复性增长。2004年，已经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或特困户定期定量生活救济，因享受救济而脱离绝对贫困状态的有1730万人，2005年上半年为1786万人，增长3.3%。
综上所述，“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农村贫困人口约为4000—4200万人，其中需要救助的绝对贫困人口约2000—2400万人（按照2000—2004年年均减少5%计算，2010年应为1920万人），已纳入常年救助范围（标准高于绝对贫困线）、需要继续救助的困难群众1850—2100万人（按照2004—2005年上半年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或特困户定期定量生活救济的人数增长3.3%计算）。

“十一五”期间特殊贫困人群趋势分析
城乡贫困残疾人口数量测算。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对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统计数据分析，目前我国有各类残疾人约6000万人，而且这一数量具有相对稳定性，其中贫困残疾人1372万，占全国6000万残疾人的五分之一多。目前，享受政府救助的残疾人为549.9万，尚有822.1万人没有得到社会救助。
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患者、患者家属和患者遗孤数量预测。据卫生部统计，到2003年底，我国有艾滋病感染者84万人，到2010年，全国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将达到1000万或更多。如按照艾滋病病毒平均潜伏期为8年计算，到2010年，我国艾滋病病人将达100万人或更多。有关专家测算，在艾滋病低流行的情况下，到2010年，我国将产生13.8万艾滋病孤儿；在中度流行情况下，将产生20万艾滋病孤儿；在高度流行情况下，将产生26万艾滋病孤儿。同样，艾滋病患者遗留下来的孤老也将达到10－20万人。由于治疗费用比较高，艾滋病感染者患病后往往造成家庭生活困难，而患者遗留下来的孤儿和孤老更是无所依靠，需要政府救助。
通过上述分析， “十一五”期间，我国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镇贫困人口为2200－2500万人；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约4000－4200万人。城乡贫困人口合计为6200—6700万人左右，其中包括1372万贫困残疾人和270万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患者、患者家属和遗孤。
2010年我国将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从“十五”期间我国经济与社会的统筹发展来看，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在“十一五”期间也将持续存在——消减收入差距，涉及到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取得明显效果。而我国在
基尼系数的变化、国居民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变化方面都处于相当危险的临界点。而贫富差距拉大必然会影响国内消费需求，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影响社会生产效率提高和资源有效配置，同时对对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一定影响。同时，贫富分化助长了社会上的无责任化倾向和信任危机，使人们的道德面貌发生了令人忧虑的变化，人际关系趋于功利化、冷漠化。据统计，2004年民政部信访总量持续攀升，群众上访数量居高不下，集体上访大幅增加。全年共办理来信11874件次，解答电话访10000余次，办理网上信访2500余次，接待来访10189人次。综合分析，全部信访案件中，超过一半的案件涉及到城乡各类特殊困难群众的生活安排。

国际上为解决贫富差距加大的经验做法
从国际上来看，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加到3000美元这个发展阶段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关键的时期。这个阶段可能有两个前途：如果制度完备、措施到位，社会能够保持稳定，国家可实现更加快速的跨越式发展；反之，如果各方面矛盾处理不好，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稳定等将使国家建设功亏一篑，发展停滞甚至倒退。为解决这一时期的贫富差距问题，各国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做法和经验有：
重视利用税收杠杆，建立公共财政，加大社会保障支出以缩小国民收入差距
在税收政策上，大部分国家都实行个人收入调节税，对高收入者课以较高税负，并征收较高税率的社会保障税，广泛筹集社会保障资金。同时，部分国家征收遗产税，鼓励公民将个人财产捐赠于社会公益事业，以调节收入不均。在财政政策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公共财政政策，将国家财政支出侧重于维护社会公平，除一部分用以支撑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和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外，重点投入义务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公共领域。通过财政对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
表：世界各国社会保障支出情况
国家或地区 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社会保障税占中央政府经常性收入比重(%)
1980-1985年 1994-2000年 1990年 1999年
伊朗 2.6 3.9 8 8
新加坡 0.4 0.7
加拿大 8.2 9.2 16 20
美国 6.8 5.4 35 32
巴西 5.9 12.7 31 34
德国 13.1 16.9 53 48
罗马尼亚 6.9 10.6 23 34
俄罗斯 7.5 32
西班牙 12.8 13.0 38 39
在社会保险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南非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将救助事业放在了突出位置。
世界银行研究表明，由于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广大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社会保险事业比较薄弱。在这一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普遍对社会救助工作比较重视，社会救助资金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较大。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成立多民族民主政府后，注重发展社会事业，在社会保险制度尚未全面建立的情况下，南非政府把社会救助事业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建立并实施了老年人救助、残疾人救助、老兵救助、儿童救助、社会贫困救助等救助制度，取得了良好成效。统计资料显示，近年来，南非政府不断提高救助标准，扩大救助范围，社会救助资金预算资金投入逐年增加。2000/01年度，南非社会救助支出（包括救助资金和社会救助工作所需支出）约占GDP的2%；2004/05年度占GDP的3%；2005/06年度的支出预计可达到GDP的3.4%，占政府总支出的13.5%。
对比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做法，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功能亟待全面整合提升。以社会救助为例，2001－2004年，我国社会救助资金占GDP的比例不足0.2%，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不到1%，属于世界上社会救助资金投入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
因此，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体系的过程中，全面评估并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不断修正相关社会保障制度，扩大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是现代化建设刻不容缓的要务之一，是缓解贫富分化的首选良方。其中，在“十一五”期间或未来十年到十五年内，全面建立和实施以扶贫济困为目的，保障城乡低收入人群基本的生活、医疗、教育等的基本需求，具有前瞻性、规范而缜密的社会救助制度尤为紧迫和必要——毕竟，让城乡低收入人群平等、充分地参与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就是尊重和保障他们的最重要的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