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作证，不是一纸规定那么简单/吴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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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0月10日，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法院审结的一起人身损害赔偿案中，三名儿童当庭作证，并被法庭所采信。对此，人们议论纷纷。有人对儿童能否作证心存疑虑，有人认为要对证人的辨别是非能力、表达能力进行鉴定。那么，儿童能否作证？其证言是否可靠？如何保障他们作证时不受伤害？
儿童作证，不是一纸规定那么简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吴丹红
这个案例刊登在《检察日报》１０月１１日一版。媒体称这几名儿童成为“今年４月高法新证据规则施行以来，苏州市法院庭审中年龄最小的证人”（分别为８岁、１０岁、１２岁）。今年４月１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待证事实与其年龄、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作为证人。”可以说，这个规定实际上已经赋予儿童作证的证人资格。但由于儿童证人的特殊性，许多人对儿童能否作证及证明能力尚存疑虑，对此，笔者认为——
儿童作证的资格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但何为“不能正确表达意志”？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在理论界，也有学者认为，１６周岁以下的儿童不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其认识、感知事物的能力也较脆弱，心理状况不稳定，独立判断能力不强，“在庄严肃穆的法庭上，让他们作证并接受盘问、质问，其证言的可靠性、可采性是大打折扣的”，故不宜作证。在实践中，某些法院常常以年龄为标准对儿童证人资格加以限定：有的根据我国刑法上的责任年龄来确定儿童的证人资格，有的根据我国民法关于公民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作为标准，有的干脆把不满１０周岁的儿童一概排除在证人之外。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和做法值得商榷，首先它没有区分证人资格和证言证明力的概念，其次是把作证资格和民事行为能力混为一谈。从证据法理论上看，儿童证人资格是属于证据能力的问题，而儿童证言可信性则属于证明力的问题。证人资格规则的逻辑应当是，假定每一个证人都有作证资格，除非不符合法律对证人资格的限定要求。此外，在很多时候，某些涉案的儿童，确实亲身经历了案件的过程，甚至是案件信息的最主要接收者，他们的所见所闻因此成为查明真相的关键因素。一概排除儿童作证显然不妥。笔者认为，只要证人具有当庭陈述的基本能力，就应当具有证人资格。因此，硬性地凭年龄对儿童采取一刀切或在庭审之前预先剥夺儿童的作证资格的做法，皆不可取。
儿童作证的现实考虑
对于在诉讼中作证的儿童，由于其不同于成年人的特殊性，我们必须考虑下列两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是心理方面的因素。儿童生理上正处于生长发育期，身体没有完全定型，在心理上表现为智力尚未成熟，理解能力和言语表达能力相对较差，社会经验匮乏，情绪不太稳定等等。特别是较年幼的儿童，相对来说看问题简单化、思维缺乏理性，言行易受外界影响，甚至常常混淆想象和现实。这些特征对儿童作证是极其不利的，因为证人证言的可靠性需要证人的可信赖性为基础，法官显然不能随意听信一个儿童似是而非的陈述断案。有的人认为儿童容易说谎，这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科学根据。心理学研究表明，特定年龄段的儿童不能很好地区分想象与现实，有时会把想象的东西当成现实，有时会把现实的东西想象成游戏情节，但这与“说谎”是有区别的，随着经验的增加以及分析综合能力的提高，他们会逐渐把想象的东西与真实的东西区别开来。
其次是作证环境的影响。法庭是庄严之地，高悬的国徽，肃穆的法袍，威武的法警，对儿童来说无不透露着森严之气，而在对抗式诉讼中，控辩双方要通过挑剔的询问和交叉询问，使得案件事实得以展现，这种法庭气氛本身就令人感到紧张。笔者认为，法庭环境可能会对儿童产生两个不利的影响：第一，儿童在法庭上作证会感到特别紧张，影响其表达；第二，儿童可能会再次受到心理的伤害。所以，他们属于“易受伤害的证人”，需要外界提供适当的帮助。
儿童作证的保护方式
儿童证人作证的困境是可以通过采取特殊措施帮助作证而得到圆满解决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通知》中指出：“在民事、行政、经济等各项审判活动中，应当依法保障和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从以下方面辅助儿童作证：
１．庭前服务制度
证人服务制度可能对于国内许多人来说还相当陌生，但在英国等国家已经有了初步的实践。该计划旨在通过志愿者提供的免费、保密的服务，缓解证人在审前、审中及审后所可能产生的不稳定情绪，给他们以心理上、情感上的支持。其服务项目包括诸如由受过良好培训的工作人员和证人倾心交谈、安排证人事先查看法庭、讲解庭审程序、陪同证人进入法庭以及其他更加实际的帮助。这种给证人以深切人文关怀的证人服务制度对儿童作证是非常适合的。作证儿童的紧张、畏惧心理可以在专业工作人员的悉心关照下得以缓解，有利于其更稳定地在法庭上作证。当然，负责与儿童交谈的工作人员必须与案件无涉，不能以自己的意见影响证人的证言。
２．减少庭审压力
英美法系国家的律师是戴假发穿长袍的，但在易受伤害的证人作证时这些都可以免除，目的就是减少法庭的正式性，缓和证人不必要的紧张。我国不存在上述问题，但在其他方面减少法庭压力对儿童证人也是有益处的。例如，让儿童熟悉的亲人陪同作证，禁止任何形式的新闻报道或者电视直播，甚至可以参照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进行不公开审理。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儿童证人也可以采取不出庭的作证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证人是未成年人的，除法律规定外，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不出庭。”另外，还有减少儿童证人压力的较为简单的方法是设置一道将证人和被告人隔开的屏障，律师和法官可以看见证人，被告人和新闻记者往往看不见，证人也看不见被告人。这样做的好处是，在确保质证得以进行的前提下，减少证人出庭作证的心理障碍，并起到保护儿童证人的作用。
３．采用科技手段
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些较为先进的设备被用来作为儿童作证的辅助手段。例如，在英国，多年以来，法院都允许某些儿童证人在法院的边室内通过闭路电视作证。法官、陪审团、律师和被告人都可以在法庭上通过屏幕看到儿童，但儿童只能看到提问者的脸。这与设置屏障的原理有相似之处。虽然儿童还是在法庭上出庭，但其却能免受法庭上公众注意力的折磨，也不必面对被告人。事实证明，儿童比较乐意接受这种技术手段。还有一种具有创新性的特殊措施是录像交叉询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六条规定：“经人民法院许可，证人可以提交书面证言或者视听资料或者通过双向视听传输技术手段作证。”这种作证方式已经开始付诸实践，如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在一次庭审中就是采信了证人在电话中所作的证言。可以相信，随着科技的发展，将来还会出现更为先进的双向视听传输技术，届时将会对儿童作证大有裨益。
载2002年12月6日《检察日报》 第3版
儿童作证，不是一纸规定那么简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吴丹红
这个案例刊登在《检察日报》１０月１１日一版。媒体称这几名儿童成为“今年４月高法新证据规则施行以来，苏州市法院庭审中年龄最小的证人”（分别为８岁、１０岁、１２岁）。今年４月１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待证事实与其年龄、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作为证人。”可以说，这个规定实际上已经赋予儿童作证的证人资格。但由于儿童证人的特殊性，许多人对儿童能否作证及证明能力尚存疑虑，对此，笔者认为——
儿童作证的资格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但何为“不能正确表达意志”？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在理论界，也有学者认为，１６周岁以下的儿童不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其认识、感知事物的能力也较脆弱，心理状况不稳定，独立判断能力不强，“在庄严肃穆的法庭上，让他们作证并接受盘问、质问，其证言的可靠性、可采性是大打折扣的”，故不宜作证。在实践中，某些法院常常以年龄为标准对儿童证人资格加以限定：有的根据我国刑法上的责任年龄来确定儿童的证人资格，有的根据我国民法关于公民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作为标准，有的干脆把不满１０周岁的儿童一概排除在证人之外。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和做法值得商榷，首先它没有区分证人资格和证言证明力的概念，其次是把作证资格和民事行为能力混为一谈。从证据法理论上看，儿童证人资格是属于证据能力的问题，而儿童证言可信性则属于证明力的问题。证人资格规则的逻辑应当是，假定每一个证人都有作证资格，除非不符合法律对证人资格的限定要求。此外，在很多时候，某些涉案的儿童，确实亲身经历了案件的过程，甚至是案件信息的最主要接收者，他们的所见所闻因此成为查明真相的关键因素。一概排除儿童作证显然不妥。笔者认为，只要证人具有当庭陈述的基本能力，就应当具有证人资格。因此，硬性地凭年龄对儿童采取一刀切或在庭审之前预先剥夺儿童的作证资格的做法，皆不可取。
儿童作证的现实考虑
对于在诉讼中作证的儿童，由于其不同于成年人的特殊性，我们必须考虑下列两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是心理方面的因素。儿童生理上正处于生长发育期，身体没有完全定型，在心理上表现为智力尚未成熟，理解能力和言语表达能力相对较差，社会经验匮乏，情绪不太稳定等等。特别是较年幼的儿童，相对来说看问题简单化、思维缺乏理性，言行易受外界影响，甚至常常混淆想象和现实。这些特征对儿童作证是极其不利的，因为证人证言的可靠性需要证人的可信赖性为基础，法官显然不能随意听信一个儿童似是而非的陈述断案。有的人认为儿童容易说谎，这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科学根据。心理学研究表明，特定年龄段的儿童不能很好地区分想象与现实，有时会把想象的东西当成现实，有时会把现实的东西想象成游戏情节，但这与“说谎”是有区别的，随着经验的增加以及分析综合能力的提高，他们会逐渐把想象的东西与真实的东西区别开来。
其次是作证环境的影响。法庭是庄严之地，高悬的国徽，肃穆的法袍，威武的法警，对儿童来说无不透露着森严之气，而在对抗式诉讼中，控辩双方要通过挑剔的询问和交叉询问，使得案件事实得以展现，这种法庭气氛本身就令人感到紧张。笔者认为，法庭环境可能会对儿童产生两个不利的影响：第一，儿童在法庭上作证会感到特别紧张，影响其表达；第二，儿童可能会再次受到心理的伤害。所以，他们属于“易受伤害的证人”，需要外界提供适当的帮助。
儿童作证的保护方式
儿童证人作证的困境是可以通过采取特殊措施帮助作证而得到圆满解决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通知》中指出：“在民事、行政、经济等各项审判活动中，应当依法保障和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从以下方面辅助儿童作证：
１．庭前服务制度
证人服务制度可能对于国内许多人来说还相当陌生，但在英国等国家已经有了初步的实践。该计划旨在通过志愿者提供的免费、保密的服务，缓解证人在审前、审中及审后所可能产生的不稳定情绪，给他们以心理上、情感上的支持。其服务项目包括诸如由受过良好培训的工作人员和证人倾心交谈、安排证人事先查看法庭、讲解庭审程序、陪同证人进入法庭以及其他更加实际的帮助。这种给证人以深切人文关怀的证人服务制度对儿童作证是非常适合的。作证儿童的紧张、畏惧心理可以在专业工作人员的悉心关照下得以缓解，有利于其更稳定地在法庭上作证。当然，负责与儿童交谈的工作人员必须与案件无涉，不能以自己的意见影响证人的证言。
２．减少庭审压力
英美法系国家的律师是戴假发穿长袍的，但在易受伤害的证人作证时这些都可以免除，目的就是减少法庭的正式性，缓和证人不必要的紧张。我国不存在上述问题，但在其他方面减少法庭压力对儿童证人也是有益处的。例如，让儿童熟悉的亲人陪同作证，禁止任何形式的新闻报道或者电视直播，甚至可以参照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进行不公开审理。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儿童证人也可以采取不出庭的作证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证人是未成年人的，除法律规定外，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不出庭。”另外，还有减少儿童证人压力的较为简单的方法是设置一道将证人和被告人隔开的屏障，律师和法官可以看见证人，被告人和新闻记者往往看不见，证人也看不见被告人。这样做的好处是，在确保质证得以进行的前提下，减少证人出庭作证的心理障碍，并起到保护儿童证人的作用。
３．采用科技手段
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些较为先进的设备被用来作为儿童作证的辅助手段。例如，在英国，多年以来，法院都允许某些儿童证人在法院的边室内通过闭路电视作证。法官、陪审团、律师和被告人都可以在法庭上通过屏幕看到儿童，但儿童只能看到提问者的脸。这与设置屏障的原理有相似之处。虽然儿童还是在法庭上出庭，但其却能免受法庭上公众注意力的折磨，也不必面对被告人。事实证明，儿童比较乐意接受这种技术手段。还有一种具有创新性的特殊措施是录像交叉询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六条规定：“经人民法院许可，证人可以提交书面证言或者视听资料或者通过双向视听传输技术手段作证。”这种作证方式已经开始付诸实践，如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在一次庭审中就是采信了证人在电话中所作的证言。可以相信，随着科技的发展，将来还会出现更为先进的双向视听传输技术，届时将会对儿童作证大有裨益。
载2002年12月6日《检察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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