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名股东的法律风险分析

吴恒勇


一、隐名股东的概念及其形成

　　隐名股东是指虽未被公司章程等文件记载为公司股东，但为实际出资的人。说隐名股东，我们自然会想到显名股东。相对应于隐明股东的显名股东是指在公司章程等文件中显名为股东的人。隐名股东的形成是通过与显名股东签订合同的方式，约定隐名股东以显名股东的名义出资与第三人等成立公司，显名股东保证在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上按照隐名股东的指示为意思表示。

二、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

　　目前各国立法及相关理论研究有关股东资格的确立标准有两种学说。一种是实质要件说，一种是形式要件说。实质要件说认为，以是否履行出资义务作为确立股东资格的标准；形式要件说认为，以股东是否被记载于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等形式要件作为确定股东资格的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股东名册在处理股东关系上具有确定的效力，任何名义或实质上的权利人未在股东名册上登记为股东的，不得对抗公司要求行使股东权利。我国公司法在股东资格确定上是采用形式要件说的，不过形式要件不是依章程登记，而是以是否在股东名册上登记作为产生法律效力的依据。对于工商登记，我国公司法既规定了将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或变更的义务分配给公司，又规定了未经登记或变更登记的不能对抗第三人。这里的第三人是指公司或股东名册上登记之外的其他人。因此，我国公司法没有将工商登记作为股东资格的生效要件，而是将其作为对抗第三人的法律要件。

　　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隐名股东既然未在公司股东名册上登记为股东，就非法律意义上的公司股东，不能行使法律上的股东权力，也不能依据法律程序确定为公司股东。显名股东如未按隐明股东的指示为意思表示行使股东权利的，只能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三、通过设立隐名股东的方式对外投资的法律风险

　　导致隐名股东出现法律风险的根源皆为显名股东不能诚实信用地履行双方约定的隐名出资合同，具体法律风险有：

（一）显名股东恶意转股的法律风险
　　显名股东如果恶意将在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他人，并非法占有所获得利益。这时隐名股东只能通过原双方签订的合同追究其违约责任，如果显名股东隐藏或处置了自己的资产，那么即使隐名股东通过诉讼也很难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二）显名股东恶意将股权抵押他人的法律风险
　　如果显名股东恶意将股权抵押给他人而获得利益，这时隐名股东同样存在上述风险而不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显名股东资信降低，对外大额负债的法律风险
　　当显名股东资信度降低，对外负有较大债务时，这时的债权人就可以通过诉讼来保全显名股东在公司的股权或者是债权人在胜诉后的执行程序中申请强制执行显名股东在公司的股权来实现自己的债权，这样自然就给隐名股东还来了法律风险。
　　当然出现上述法律风险的主要原因还是显名股东的资产实力或资信状况的恶化及个人诚信度的降低造成的，否则即使出现上述风险，隐名股东还是能够通过法律程序追究显名股东的违约责任来维护自己合法的权利。

　　　　　　　　　　　　　　吴恒勇律师
　　　　　　　　　　　　　二00九年九月十日

吴恒勇律师执业于江苏南京衡鼎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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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成果不断惠及众多农民，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也在不断加快，在广大的城中村及远郊乡村地区掀起了拆旧屋建新房的热潮。由于修建农村民房的工程量小、发价低廉，很难引起具有相应建筑施工资质、安全生产条件的承包人的获利欲望，加之房主（发包人）图“快、省、好”的念头贯穿于房屋兴建的始终，房主通常会找一些“乡土建筑师”即不具有建筑施工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的承包人来建房。大量的农村民房建设项目往往伴随着提供劳务者（雇员）伤亡事故频发，导致提供劳务者受害赔偿纠纷增多。笔者所在法院2009年受理此类案件18件，2010年增至26件，2011年又增至32件。此类案件诉至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通常依据《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等相关法律来进行审理。由于农村民房建设项目的一些特殊性，承办法官对当事人之间相互关系认定上的不同见解和对相关法律条文理解上的见仁见智，使得相同类型案件的判决结果缺乏一致性与说服力，达不到辨明是非、定纷止争的目的与效果，也影响了农村的和谐稳定。

　　受量刑规范化启发，笔者认为通过对同类型案件事实中关键性要素进行提炼、考量，从而形成规范化裁判，是规范自由裁量权的理性选择和提升司法效率的有效途径。当然，对于关键性要素的提炼、甄别，需要广大审判人员通过一系列对话、协商而达成共识。笔者拟将通过本文浅析农村建房中提供劳务者受害赔偿责任的承担，对合法合理判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提出建议。

　　一、审判实践中的裁判状况

　　案例一：被告刘顺将自己位于城中村的一座彩钢瓦厂房工程承包给了被告周中华，周中华又将安装彩钢瓦大棚的工程转包给被告张力，张力遂在当地人力市场雇原告赵奇来工地从事焊工工作。周中华、张力均无建筑方面的资质及安全许可证明。在施工中，原告赵奇不慎从大棚顶坠落，致右跟骨粉碎骨折，损伤被鉴定为9级伤残，其起诉请求三被告连带赔偿各项损失合计136816.73元。审理中，经核实原告赵奇实际损失为90464.33元。法院判决，该损失由房主即被告刘顺承担10%的责任，被告周中华（第一承包人）承担25%的责任，被告张力（分包人）承担45%的责任，原告赵奇自行承担20%的责任。

　　案例二：2007年3月20日，被告张素英家因检修房屋，雇佣了原告杨大发等几位村民，因自家木梯存在安全隐患，张素英告知雇员后借来邻居黄峰家的木梯。施工过程中，为方便房前房后上下房，原告杨大发等几名雇工在使用被告张素英借来的木梯的同时，也使用被告家的木梯。3月21日，原告杨大发将被告张素英家的木梯搭在房前，见工友上梯没出问题，自己也从该木梯上房，爬至房檐口时，木梯断裂，原告杨大发摔伤，被诊断为：腰椎体压缩性爆裂骨折，九级伤残。后杨大发诉至法院，请求被告张素英赔偿各项损失合计67037.31元。法院判决对于原告杨大发之损失由被告张素英承担80%的责任，原告杨大发自行承担20％的责任。

　　案例三：2007年3月3日、3月23日，被告陈竹鸣分别与被告程东、程鹏（系同胞兄弟关系）签订建房合同，约定由陈竹鸣以包工不包料的方式为程东、程鹏建盖两家相邻的私人住房，其中程东家工程量为主体、内外粉刷、贴墙砖、水电安装，完工后“扫地坐屋”；程鹏家工程量为主体。施工中，在工地从事砌墙工作的刘光荣邀约原告王培到工地砌墙。2007年5月1日上午，刘光荣和原告王培砌好两家楼顶共用的隔墙后，原告王培在砌程鹏家楼顶天井边墙时，共用隔墙倒塌将原告王培推倒摔落在程鹏家一楼院中，伤情经诊断为第一腰椎爆裂骨折并全瘫、双侧胸腔积液、双肾挫伤、多发肋骨骨折，二级伤残。原告王培起诉要求三被告赔偿其各项损失合计334421.2元。法院判决被告陈竹鸣、程东、程鹏连带赔偿原告王培经济损失334421.2元。原告王培不承担责任。

　　 二、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的法律规定

　　 提供劳务者受害赔偿纠纷的原来案由为雇员受害赔偿纠纷，具体是指提供劳务者（雇员）在从事接受劳务者（雇主）授权或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中遭受到人身伤害而引发的损害赔偿纠纷。提供劳务者受害赔偿纠纷是以是否存在劳务关系为前提。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的承担主体分为积极主体和消极主体。积极主体包括接受劳务者（雇主）、具有选任过错的房主（发包人）和具有过错的第三人。消极主体指具有过错应当分担责任的提供劳务者（雇员）自己。

　　（一）提供劳务者受害赔偿责任的积极主体

　　1、接受劳务者（雇主）责任主体的确定

　　《解释》第11条第1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从法律规范上看，接受劳务者（雇主）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赔偿责任承担的首要主体。实际中，农村建房的承包人（雇主）的承包价格常常与希望廉价建房的发包人（房主）的发包价格形成“纳什均衡”，达成协议，承包人又通常以节省具有相应建筑资质或安全生产条件的花费来提升利润空间。因此，接受劳务者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赔偿责任的必然主体。

　　2、房主责任主体的确定

　　在农村建房中，房主通常会以廉价和“乡土建筑师”达成建房协议，共享合作利益。虽然发包的方式有包工包料和包工不包料两种，但房主更青睐采用包工不包料，因为房主自己包料不仅省钱而且对料的质量有所了解。实践中，房主在保证房屋质量的情况下以便宜价格将建房工程发包出去，还会出现将房屋四壁的修建和楼板的加盖分包出去的情况。《解释》第11条第3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房主应与“乡土建筑师"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第三人责任主体的确定

　　《解释》第11条第2款规定：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从法律规范上看，提供劳务者（雇员）因第三人致害后有权选择向接受劳务者（雇主）或第三人主张赔偿请求，第三人承担的是过错责任，而接受劳务者（雇主）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由于过错责任的成立要件多于无过错责任的成立要件，提供劳务者（雇员)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举证难度明显要大。现实中，提供劳务者（雇员）大多是接受劳务者（雇主）的熟人，至少是曾经友好合作过的，对接受劳务者（雇主）的信息了解程度较之第三人更为充分，接受劳务者（雇主）的赔偿能力也通常比第三人更强大或者更明确，提供劳务者（雇员）为降低诉讼风险、尽快得到赔偿，通常只起诉接受劳务者（雇主）和房主，第三人并不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赔偿纠纷的必要共同被告，通常不会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可以说，尽管第三人是提供劳务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积极主体，但通常不会在提供劳务者受害赔偿纠纷中承担责任，第三人赔偿责任的实现往往是雇主追偿的结果。

　　（二）提供劳务者受害赔偿责任的消极主体

　　值得注意的是，《解释》第11条所规定的雇员受害责任，采用的归责原则是无过错责任，即只要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无需问雇员是否存在过错。但《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侵权责任法》第26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27条规定：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第35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者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该条规定提供劳务者受害的归责原则适用过错责任。在审判实践中，从衡平利益矛盾角度出发，大部分采用《侵权责任法》的过错责任原则。因此，在提供劳务者对自身受害的发生有过错或者故意时，自行承担与自己过错相当的损失或者自行完全承担受害损失，相对于接受劳务者（雇主）、房主和第三人的赔偿责任而言，提供劳务者（雇员）是对自己受害赔偿责任承担的消极主体。

　　三、提供劳务者受害赔偿责任的承担份额

　　分析提供劳务者受害的责任，实际是因房主过错、接受劳务者（雇主）过错、甚至提供劳务者（雇员)过错共同形成的过错责任束。人民法院在确定受害赔偿主体的责任份额时应当分别考虑各自的过错程度。

　　（一）房主的过错表现及承担份额。

　　 1、房主与没有相应建筑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的接受劳务者（雇主）达成建房承包合同，应当对自己的选任过错承担一般不少于百分之十的赔偿份额。

　　 2、房主在将民房修建工程发包给没有相应建筑资质、安全生产条件的接受劳务者（雇主）后，没有尽到安全维护和监管的合理义务。现实中，房主通常会提出自己将安全维护和监管义务委任给接受劳务者（雇主），并与其达成内容诸如“如出现安全事故，房主一概不负责任，由承包方承担所有责任”的免责条款。根据《合同法》第53条第1款之规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可知该抗辩事由无效。当提供劳务者（雇员）受害后，可以推定房主没有尽到自己的安全注意义务，房主应当对自己的安全注意过错承担赔偿份额的百分之十。当然，房主可以举证证明自己已经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但雇主或雇员不理睬或者过于自信而致损害发生，可以将此百分之十份额划归雇主或雇员承担。

　　 3、房主将房屋四壁的修建和房屋楼板的加盖分包给没有建筑施工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的接受劳务者（雇主），分包出去的客观证据在于房主向两个承包人分别给付费用。若一方劳务提供者（雇员）因另一方劳务提供者（雇员）的过错发生受害，房主应当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份额。

　　4、房主是否实际支配了劳务提供者（雇员）。由于修建农村民房所要求的技术含量不高，房主通常为了满足自己要求临时向施工方提出修改意见，房主相对于施工方来讲并不懂得多少建筑知识，因此，房主的修改意见应当由施工方合理考虑后决定实施与否。在农村建房过程中，接受劳务者（雇主）并不随时在场，房主如果未经接受劳务者（雇主）同意而要求提供劳务者（雇员）临时改变施工方案，若改变施工方案是造成提供劳务者（雇员）受害发生的直接原因，那么，房主应当对自身的指示过错承担百分之三十或者百分之四十的赔偿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