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死刑控制研究

孙廷然


　　摘要：如何控制死刑问题是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通过分析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死刑政策，揭示了我国死刑制度存在的问题，认为应当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贯彻“少杀、慎杀”死刑政策，对死刑立法进行重新配置，重构我国的死刑制度，在制刑、量刑和行刑三个阶段对死刑进行有效控制。
　　关键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死刑政策；死刑存废；死刑控制；最严重的犯罪

　　截至2009年4月30日，已经有138个国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止死刑，仅有59个国家在法律上保留死刑并在实践中适用死刑[1]。限制、减少乃至废止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刑事法治潮流。但以“杀人者死”为代表的传统死刑文化仍然影响着我国当代死刑制度，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尚难以从立法上完全废止死刑。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刑法学界已经达成现阶段中国应当逐步废止非暴力犯罪死刑，并朝着全面废止死刑之方向努力的基本共识[2]。
　　根据刑罚权的内容包括制刑权、量刑权和行刑权[3]17-20，刑罚权的实现过程分为制刑、量刑和行刑三个阶段。笔者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统率，立足全面贯彻“少杀、慎杀”死刑政策，参照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分别对制刑、量刑和行刑三个阶段的死刑控制问题进行研究 ，期望对加快死刑废止进程有所裨益。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死刑政策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立及其内涵
　　我国的刑事政策历经“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而逐步演变发展成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发展与完善，　　这一刑事政策的确立标志着我国刑事政策的再次转型，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指根据不同的社会形势、犯罪态势与犯罪的具体情况，对犯罪在区别对待的基础上科学、灵活地运用从宽和从严两种手段，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4]30。就死刑而言，宽严相济之“宽”，是指宽大、宽缓、宽容，要求降低死刑的严厉性，削减死刑罪名；宽严相济之“严”，是指严格、严厉、严肃，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只能适用于最严重的犯罪；宽严相济之“济”，是指协调运用宽松刑事政策与严格刑事政策，当宽则宽，当严则严。
　　我国目前选择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仅是历史与现实的要求，同时也是法的基本价值——秩序与自由、效率与公平等理性回归的体现[5]。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基本刑事政策对于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控制死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的“少杀、慎杀”死刑政策
　　1979年刑法确立“少杀、慎杀”为我国的死刑政策。之后不久，出现了刑法报复倾向的回归，传统死刑文化对我国死刑制度的影响仍然是清晰可辨，重刑主义、重用死刑的观念一度甚嚣尘上，死刑的立法与司法适用呈现出扩张之势，致使“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没有得到充分强调。1997年刑法（以下所提到的“我国刑法”均指1997年刑法）重新确立和强调了“少杀、慎杀，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的死刑政策，但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仍然有一定的距离。
　　尽管我们不能奢谈全面废止死刑，但是我们必须有所作为：应当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强调其中的“宽”，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从法律的层面重构死刑制度，在制刑、量刑和行刑三个阶段对死刑进行严格控制。
　　二、制刑阶段的死刑控制
　　我国1997年刑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但死刑适用的总则性规定并不完善，分则的死刑罪名也没有明显减少，规定了68种死刑罪名。这一状况不符合刑罚轻缓化趋势，也不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
　　（一）厘定死刑适用标准
　　1.修正我国刑法第48条第1款
　　我国刑法第48条第1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只能对最严重的犯罪判处死刑。”这两款规定是我国刑法和《公约》规定的适用死刑实质条件。“罪行极其严重”强调的是犯罪的危害程度，而“最严重的犯罪”强调的是犯罪的种类，是指那些危及生命的罪行，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某类犯罪中具有极其严重的犯罪，并不一定是《公约》•所指的“最严重的犯罪”。《公约》虽然未提供“最严重的犯罪”标准，而是将“最严重的犯罪”的标准由特定国家自行解释，不利于对死刑的限制和废止，但国际社会对“最严重的犯罪”存在一定的共识：第一，是故意犯罪，将过失犯罪排除在外；第二，造成了严重的结果，这种结果是指非法剥夺了他人的生命或者是指其他与之性质相当的结果，从而将非暴力犯罪排除在外[6]332。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第48条第1款可以这样表述：“死刑只适用于能够证明存在杀人的直接故意且行为直接导致了人身死亡的最严重的犯罪。”
　　2.根据修正后的刑法第48条第1款的规定，对刑法分则进行清理
　　（1）废除非暴力犯罪和过失犯罪的死刑。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68种死刑罪名中，非暴力犯罪多达44种，占全部死刑罪名的64.7%。根据《公约》的要求，非暴力犯罪不属于“最严重的犯罪”，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应当废除。更为严重的是，某些过失犯罪也规定了死刑，亦应当废除。
　　（2）修正死刑的规定方式。我国刑法分则中有6种死刑规定方式：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判处死刑；处死刑[6]339。其中，后3种方式均扩大了死刑的适用，严重违背了我国“少杀、慎杀”的政策精神。
　　我国当前的死刑政策是限制死刑的适用，根据这一政策精神，修正死刑的规定方式，由轻到重进行排列，引导法官尽量不适用死刑。
　　（二）扩大限制适用死刑的对象范围
　　我国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这一规定注重对未成年人和孕妇的保护，体现了保障人权的理念，符合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少杀、慎杀”死刑政策精神。但在实践中，对“审判的时候”有不同的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认为“审判的时候”包括审前羁押在内，而不包括审前未羁押的情况。这一解释与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规定的精神相违背，审前未羁押和审前羁押均应属于“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应当包括正在怀孕的妇女、流产（人工流产和自然流产）的妇女和分娩的妇女，其中“分娩的妇女”应当包括刚刚分娩的妇女和在哺乳期的妇女。
　　我国传统死刑文化中存在对年幼、年老、妇女、恶疾等特殊人群限制适用死刑的立法，但是，我国现行刑法并未将老年人及心理上或生理上有严重缺陷的人作为限制死刑适用的对象。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与儒家思想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不相符合。
刑法第49条应当修改为：“审判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年满70周岁的人、怀孕或哺乳期的妇女、心理上或生理上有严重缺陷的人，不适用死刑。”
　　（三）增加死刑适用的溯及力的“但书”规定
　　我国刑法第12条第1款关于刑法溯及力的规定采取的是从旧兼从轻原则，但同时第2款规定：“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第2款规定是为了维护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严肃性和稳定性，但根据该规定，新法实施以前，依照旧法已经作出的生效死刑判决继续有效，即使新法中规定了较轻的刑罚，也不具有溯及力。
　　笔者认为，死刑是属于不可逆转的刑罚，只要行为人尚未被执行死刑，处刑较轻的新法应当具有溯及力，不受判决是否生效的限制。因此，刑法第12条第2款可以修改为：“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但是，尚未被执行的死刑判决，如果本法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三、量刑阶段的死刑控制
　　2006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要求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罪当判处死刑但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或者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依法判处死缓或无期徒刑。孟德斯鸠说过，“在政治宽和的国家里，人们害怕丧失其生活，甚于畏惧死亡，所以刑罚只要剥夺他们的生活就够了”[7]99。量刑阶段（包括定罪和量刑）直接决定了被告人的生死，因此，在这一阶段，应当全面贯彻我国的“少杀、慎杀”死刑政策，完善死刑程序，对死刑的适用进行有效控制。
　　（一）实行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的分离
　　我国刑事诉讼的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合一，难以全面、充分地考虑被告人可以从轻处罚的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多问题。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刑事诉讼经验，全面实行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分离。
　　在定罪程序，法官只裁决被告人是否有罪、成立何罪，而不考虑如何量刑的问题。法官本着疑罪从无、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则，排除非法证据。死刑案件的定罪采取“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以防止死刑的误用和滥用。经过定罪程序，法官判定被告有罪之后，进入量刑程序，由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行使“量刑辩护权”，进行量刑辩论。在量刑程序中，应当摒弃报应主义、重刑主义和崇尚死刑的刑罚观念，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少杀、慎杀”死刑政策，坚持刑罚的必要性原则，重视量刑情节尤其是酌定情节的适用，如何恰当地适用酌定量刑情节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能否得到贯彻落实的关键性因素[8]。
　　（二）死刑第二审案件实行开庭审理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7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的规定，死刑立即执行第二审案件实行开庭审理， 对符合条件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第二审案件实行开庭审理。死刑具有无法挽回性，对死刑案件应当给予特别的程序保护，死刑（包括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案件应当实行开庭审理。死刑案件二审开庭审理是完善死刑案件审判程序、保证死刑案件质量的必然要求。刑事诉讼法第187条可以修改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一律开庭审理。”
　　（三）实行死刑案件特别合议制度
　　我国的法院审理死刑案件实行合议制度，进行评议案件的时候，如果意见分歧，按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鉴于死刑案件的无法挽回性，我们应确立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制度；将审判委员会的会议制改为审理制，审判委员会单独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从而解决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问题，最大限度地限制死刑的适用。
　　（四）完善死刑核准制度
　　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但是，最高人民法院曾将部分案件的死刑核准权下放给高级人民法院行使。自2007年1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仅仅收回死刑核准权还不能充分起到限制死刑适用的作用，应当完善死刑复核程序。
　　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是一种审查核准程序，不开庭审理，不存在控辩双方的对抗，主要是书面审理。应当对其进行完善，加强其诉讼性，增加听取被告人及辩护人、公诉人意见的环节，使其成为能够充分听取控辩双方意见的程序。有学者提出可以将死刑复核程序改造为死刑案件的第三审程序[9]。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程序相当于第三审程序，为了强调死刑案件程序的特殊性，没有必要将其改为第三审。但同时认为，应当将死刑复核由内部审批制改为开庭审理制，对全案进行审理，复核的期限以6个月为宜。
　　四、行刑阶段的死刑控制
　　（一）重构死缓制度
　　实际不适用死刑与实际不执行死刑是国际上通行的限制死刑两种做法，我国的死缓制度同实际不执行死刑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但在肯定死缓制度的同时应当对其进行完善，使其符合我国的刑事政策。
共青团中央、林业部、水利电力部


共青团中央、林业部、水利电力部关于批转《六省(区)青年黄河防护林第四次协调会纪要》的通知
(一九八七年十月八日)

　

宁夏、内蒙、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团委，林业厅，水利厅：

　　现将《六省(区)青年黄河防护林第四次协调会纪要》批转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黄河防护林工程已进入中期施工阶段。六省(区)团委、林业、水利部门要认真总结前三年施工的经验，研究制定中期工程建设的规划和措施，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黄河防护林，为一九九０年在黄河两岸筑起宏伟壮观的绿色屏障而不懈奋斗。



六省(区)青年黄河
防护林第四次协调会纪要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八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宁夏、内蒙、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六省(区)在陕西省合阳县召开了青年黄河防护林第四次协调会。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六省(区)团、林、水部门的负责同志、陕西省军区政治部和沿黄三个地区黄河防护林工程指挥部的负责同志。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共有代表54人。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认真总结交流了黄河防护林工程施工三年来，尤其是去年以来的工作，参观了陕西省工程现场，讨论并明确了中期工程建设的任务和措施。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冯军、水电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吴书深、林业部“三北”防护林建设局副局长高庆友分别在会上讲了话。

(一)

　　会议认为，黄河防护林工程施工三年来，六省(区)团、林、水部门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党和国家关于绿化国土、发展林业的政策，实行科学育苗、造林和管理，团、林、水部门高度负责，通力合作，对工程施工实施正确有效的组织和指导，使改革时期青防工程出现了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生态、经济、人才效益一齐抓的格局。沿黄450万青少年和广大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一道，在西起宁夏中卫县，东至山东滨洲市3000多公里长的战线上，开展了大规模的绿化活动。据六省(区)不完全统计，截止今春，工程范围内成片造林面积为361万亩，建设农田林网、控制农田面积为782万亩，种草面积为118万亩，总共植树5亿8千多万株。工程规划成片造林面积为688万亩，现已完成任务的53％。目前，在整个工程范围内，不同地区和地段，新的绿地正由点连成片，由片连成线，一道宏伟壮观的绿色屏障正在黄河两岸逐渐形成。各地工程建设同调整产业结构，开发沿黄地区经济，促进青年和群众脱贫致富紧密结合起来，使工程显示出巨大的活力。山东省把黄河防护林工程建设纳入经济开发轨道，以此推动沿黄地区的经济振兴。山西工程内已发展经济林24万亩。陕西今春工程内造林15万亩，其中经济林占30％以上。河南、内蒙、宁夏工程内已涌现出一批林草专业户。在工程建设实践中，沿黄各级团组织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活动，使广大青少年既作贡献，又受教育，收到了建设青防工程、培养“四有”新人的双重效果。

　　总的看，过去三年，黄河防护林工程建设发展是健康的，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的地方基础工作做得不扎实，施工中苗木供不应求；有的地方工程质量有待提高；有的地方管护工作未提到应有的位置；中后期工程难度加大，资金不足的矛盾显得比较突出。这些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在实践中认真加以解决。

(二)

　　会议指出，黄河防护林工程已由初期施工阶段转入中期施工阶段。这一阶段承前启后，能否抓好，是整个工程成败的关键。中期工程建设总的要求是：思想不能放松，工作不能间断，标准不能降低，要进一步加强领导，落实政策，强化措施，突破难点，一抓到底。

　　一、分类指导。要依据工程进展情况，分别采取措施。工程基本结束的地区，在进行严格检查验收后，要把重点放在管护和后续服务上，力促工程早出成果，多出成果。造林规划要注意河边清障要求，工程进入后期施工阶段的地区，一方面要对已完工地段进行抽查，注意解决存在的问题，提高工程质量。另一方面，对未完工地段，要一鼓作气，抓紧施工，做到善始善终。工程尚处于中期施工阶段的地区，要在巩固前期成果的同时，加强领导，确定重点，落实责任，集中人力物力，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工程推向前进。

　　二、讲求效益。效益是工程的生命，直接决定着工程的成败。中期工程建设要以提高质量、增进效益为中心，要继续贯彻因地制宜，因害设防的原则，实行片、网、带相结合，草、灌、乔一起上，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要坚持造、管并举，力求施工一段，管护一段，绿化一段。要大力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工作，把林业科学技术引进千家万户，进一步调整林种结构，因地制宜，扎扎实实抓好速生丰产林和经济林基地建设。要把工程建设同沿黄地区的经济开发、脱贫致富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扶持林草牧专业户和联合体，帮助他们实行科学管理和经营。

　　三、落实政策。用党的林业政策调动保护青年和群众造林的积极性，是前期工程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保证。中后期更要强调这个问题，因为它不仅关系到前期成果的巩固，而且直接关系到中后期工程能否顺利完成。落实政策要抓住两条：一是已经施工的地区，要尽快确定林权，抓紧向承包者颁发林权证，签定承包合同书，进行公证工作，运用政策和法律武器保障青年和群众的经济权益。另一条是，正在或准备施工的地区，根据以往的实践，要使权、责、利有机地结合起来。诸如按项目投资，按工程管理；重点扶持工程量大、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工程领导上实行三制，即工程建设岗位责任制，落实任务合同制，坚持批评奖惩制；检查验收不以造林面积计算，而以保存面积衡量等等。这些办法对中期工程建设具有借鉴作用，应当予以推广。

　　四、适当增加投资。中期工程建设难度增大，适当增加投资，是保证工程顺利推进的一个重要的物质条件。各地应通过多种途径，广开资金来源渠道。要进一步发动青年和群众为工程集资，放手进行开发性生产。各地林业、水利部门可结合营林和水土保持，在经费上酌情对中期工程予以扶持。同时，建议地方政府在财政允许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对工程的投资。现有投资一定要用在工程建设上，不得挪为它用。

(三)

　　会议强调，搞好中期工程建设，必须依靠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依靠团、林、水部门的通力协作和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的有力支持，依靠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团员青年的不懈奋斗。

　　同前期比较，中期工程更为艰巨，施工过程中会出现许多新的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的解决，仅仅依靠部门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取得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各地团、林、水部门应该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主动向党委和政府特别是直接挂帅的党政领导同志反映情况，汇报工作，提出意见，尤其是涉及工程建设的方针、政策和投资等问题，更应提请党委和政府决定，然后组织贯彻落实。

　　团、林、水部门要再接再厉，密切配合，分工协作，各司其职。团组织要把工程建设摆在重要日程，建立团干部任期目标责任制，进一步做好宣传发动工作，按规划精心组织施工。林、水部门要侧重抓好年度施工规划的制定，资金、苗木的筹集，工程施工现场的技术指导和检查验收工作。与此同时，要通过必要的宣传，造成舆论，争取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对工程的支持。

　　广大青少年是工程建设的生力军。沿黄各级团组织要把建设黄河防护林作为带领青少年从事四化建设、绿化国土、建功立业的重要途径，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他们的先锋作用和突击作用。要收集、整理、积累必要的数据、资料、图片和工程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典型人物、事迹，生动形象地对青少年进行宣传，鼓励他们率先奋起，顽强拼搏，对贡献突出、符合新长征突击手条件的团干部、团员和青年，应当予以命名表彰。要开展适合青少年特点的丰富多彩的活动，使青少年从中受到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艰苦奋斗的教育，不断激发他们绿化黄河、改造自然、造福人类的雄心壮志，满腔热忱地为夺取工程全胜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