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不一致的成因及对策

河南省宝丰县人民法院 叶鹏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司法体制不断健全，依法治国的理念也深入人心，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知法、懂法和依靠法律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不断增强，同时对法院审判工作的期望和要求也大大提高。公正裁判是人民法院工作的灵魂和生命线，也是国家和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基本要求。在司法公正这一方面，人民群众基本上是满意的，但是也有不少案件，法院在适用法律和实体裁判上都没有错误，并且也对当事人做了大量的解释和息访止诉工作，但当事人仍不服裁判结果，甚至社会上的群众也认为裁判结果有误，其原因究竟在于何处呢？说到底，就是因为法院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不统一。公正作为一种社会评价，它是社会主体对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是否符合法律，符合社会正义的相对独立的一般认识，司法活动的正确与否包含着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两个方面。所谓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就是指除当事人以外的在范围上不确定的社会大众对法院审理的某一具体案件的裁判结果所持的认同与否的态度；而司法裁判的法律效果则是指法院审理的某一具体案件在法律适用、事实认定上及裁判结果上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坚持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已成为当前我国司法机关宣传文字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提法之一。在一般情况下，人民法院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其他有立法权的机关制定出的法律、法规对具体案件所作出的裁判理所当然是正确的，也是应该得到当事人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的，即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一般是一致的，但在司法实践中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之间出现有差距的情况却屡见不鲜，笔者认为，这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法律的滞后性与繁杂多样的社会矛盾之间的不统一
作为人们必须遵守的社会准则，法律是理性的产物，是人们对社会现象和规律进行认知后的总结。然而理性是有局限性的，其根源在于人们在一定时期的认识可能由于各种事因的制约而不能穷尽认识对象的所有方面，出于这种认识结果而制订的法律对其调整对象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就具有了先后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作为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法律着眼于社会关系的一般共性，其目的是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普遍调整，这就要求法律应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与规范性以及不任意变化的稳定性，然而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随着时代的进步，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社会就开始了一场全方位的嬗变，社会的改革和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同时促进了法制的发展和完善。许多法律在制订时虽具有一定的应时性和超前性，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异常迅猛，使法律在制订后不久就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使得法律的预见性、超前性与繁杂多样的社会矛盾之间出现不一致，造成法律力求实现的正义不可避免的具有局限性。
二、法律自身的逻辑性与社会传统思维习惯的不统一
任何社会规范及行为准则都具有其自身的逻辑性，法律规范也不例外。然而由于社会传统的思维逻辑习惯与法律规范的逻辑有时会出现不同，就势必会造成社会大众从传统社会思维习惯的角度出发而对建立在法律逻辑基础之上的司法裁判结果产生抵触。例如，一位父亲一怒之下将其经常虐待家人且横行乡里，为非作歹的儿子杀死，在一般群众眼中，他无疑是“为民除害”的英雄，而法律却可能因此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这可能就不会为群众所理解，从而出现群众联名请愿，要求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情形。此时，司法机关的司法“为民”就会与为民除害的“为民”产生冲突，司法裁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就会出现不一致情形。
三、司法裁判结果中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的不一致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人民群众普遍知道的一个审理案件的基本准则，一般情况下，法院只有查明双方当事人产生争议的事实之后，才能在所查清事实的基础之上对双方当事人争议作出裁判。因为引起双方当事人产生纠纷的事实都是过去已发生过的事实，而法院审理案件时所查明的事实通常是依靠证据所反映出的事实，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的事实，有时尽管证据比较充足，但依靠证据所反映出的事实也不可能会全现已发生过的客观事实，它反映的只是客观事实中的某一大方面，而不是全部，此时审判机关通过证据所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就可能存在一定的差距，其导致的结果就是司法机关在这种情形之下作出的裁判所实现的公正与正义的本来面目会不一致，从而造成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裁判结果中认定的事实产生怀疑，致使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出现不一致。
四、审判过程中程序与实体问题重视程度的不一致
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加快，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也不断增强，其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诉讼中的当事人比以往更加注重自己的诉讼权利，除了要求人民法院公正的保护自己的实体权利之外，也要求人民法院充分的保障自己的诉讼权利。一般情况下，适用法律程序是否公正，是以适用程序法是否严格和正当作为标准，根据案件审理的过程和方式作出判断的，只要没有违反程序法，而且程序正当，就是司法公正，否则，即使裁判结果实体上合法，案件也可能会被指为裁判不公。近几年来，法院不断开展要求审判人员做到实体与程序并重，避免暗箱操作，开展阳光工程，增加审判过程的透明度的工作，然而在审判实践中却仍存在着不少审判人员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这就出现了在不少案件中，我们虽然做了大量的息访息诉工作，且实体裁判和适用法律也没有问题，但怎么解释当事人还是不服，认为法院存在暗箱操作，程序不公的现象，甚至影响到社会大众也对案件的裁判结果产生质疑，从而造成司法裁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不一致。
五、人民群众的法律素质与时代的要求不一致
法律的实施是依靠法院的审判活动来实现的，审判活动也总是通过个体法官的个案审理和裁判来进行的。但是任何一部法律，不论其规定的多么明确，具体，都会给法官个人理解、适用留下足够广泛的自由裁量空间。我国虽然是大陆法系，实行的是成文法，但法官也同样享有自由裁量权。实践中，由于法官的学历，经历和年龄的不同，导致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也会有所不同，体现在对类似案件的法律适用和裁决都会出现差异。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结果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但是具体怎样减轻，减轻多少，法律都未作规定，全凭法官在个案中的自由裁量。同样的伤害结果，实践有判受害人承担10％责任的，也有判承担20％甚至30％责任的，这公正吗？实际的，上述裁判均未违法，从法律效果上看，他们是公正的。案件类似，但裁判结果却不一致，这在法律实践中是无法避免的，甚至正表明了个案裁判的公正。然而人民群众的法律知识都是有限的，虽然现在的普法力度不断加大，但人民群众大都还处于知道“欠债还钱，杀人抵命”，知道自己权益受到侵害后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水平，至于怎样正确的保护，保护的正确与否则还处于一知半解状态。要想让所有人都认识到“法律是一门学科，要想真正掌握并认识他，则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并非易事。因此我们很难要求每一个人都能理解和认同一个案件的裁判结果可以甚至完全可能与另一个案件有所不同，而两个案件的处理结果在法律上都是公正的。所以，参照一个案例提出上诉、申诉，指责对自己的这一案件裁判不公的当事人才会得到社会上多数人的同情。在这些人眼里，类似的案件如果没有相同的结果，这样的裁判就是不公，从而造成裁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不一致。
司法裁判的权威性体现在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所以从审判工作的整体和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发展的形势及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衡量，追求司法裁判中“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是必须的，只有两者一致，法律的权威性才能得以实现。然而，如何才能更有效的做到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相一致呢？笔者在此发表一些的肤浅观点，以供大家探讨。
一、牢固树立司法公正的裁判理念，弥补法律的滞后性
法律规范是调整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准则，他告诉人们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为。自从有法开始到今天法律逐步完备，有这样一个事实已逐渐得到人们的普遍承认，即由于法律在制订时期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它不可能穷尽社会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然而法律具有原则性的特点都始终未变。立法本身的目的就在于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这两者是统一的，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即通过调整人们的行为来达到调整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政治、经济利益的目的。诉讼最根本的目标就是给诉讼当事人一个公正、公平的裁判，使当事人服判息诉。由于法律的滞后性问题是一个不能根治的矛盾，所以要想弥补法律自身的局限性，除在新类型的社会矛盾出现后，及时有针对性的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外，法官还应牢固把握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在出现法律滞后的情形时，以公正、公平为永恒的裁判标准，全面把握法律的精神，在程序公正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案件发生时的社会因素、环境因素及时间因素等，以公平、公正的诉讼目标来审核证据，理解法律，并作出裁判，从而使裁判结果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达到两种效果的统一。
二、加大法律宣传力度，树立司法权威的观念
曾有位美国大法官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的裁判之所以具有权威性不是因为我们的裁判十分公正无私，而是因为我们拥有最终裁判权；我们之所以拥有最终裁判权，是因为我们裁判的公正...... ”由此可以看出，法律的公正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公正，裁判的权威是建立在法律权基础上的权威。换而言之，就是在法治社会中，对于裁判结果公正与否的评价，应以法律标准作为最基本的标准，同时法律标准也应是评价司法裁判公正与否的唯一标准。我国是个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制度的国家，封建社会中遗留下来的传统思想在一定时期内还会在人们的头脑中长期存在；另一方面，法院是保障和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人民群众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最后手段，因此，社会大众对司法裁判的结果都存在着过高的期望值，要想改变这种状态，首先应在司法体制中真正树立起法律的权威性，培养并不断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意识，使社会大众树立起司法裁判具有至高无尚权威的观念。因为仅有法律、司法机关而缺乏法治意识的国家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我国现阶段虽经“三五”普法教育，但“法盲”不仅在农村，甚至在文化层次较高的人群众中也屡见不鲜，社会法治意识的谈薄，直接导致了公民、单位对国家法律、法院裁判的漠视，致使审判权威不高，法律尊严不存。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社会也就不可能尊重法院的审判权威，人民法院的审判若没有权威，就必然会使法律看起来不那么可靠，不那么公平，从而导致裁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大。其次，在执法过程中，应加大法制宣传的力度，增加法制宣传的内容，对于案件当事人来讲，无论法院作出怎样的裁判，都会有裁判正确与裁判有误两种截然想反的感受，而对于社会大众来说，也都存在着裁判公正与不公正两种观念。如果能让社会大众及当事人认识到法院的裁判是最终的，其必须接收，那么他们对该裁判自以为不公正的认识将会大大淡化。如此，这项依法作出的裁判在根本上又是对其有利的，因而是公正的，应当予以尊重、维护和执行。正是这一意义上，笔者认为在对社会大众的普法教育上，不仅要让社会大众知法，懂法，知道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且要应加强社会大众对法律权威和法院裁判权威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促进两个效果达到统一。
三、增强法官素质，加大阳光工程力度，做到程序与实体并重
法官作为国家审判权的具体行使者，在依法治国中担负着特殊重要的职责，其职业道德素养、法律适用水平 、专业知识结构和审判工作作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和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和文明进度。作为英国著名法官、律师和哲学家的培根对法官的素质曾作过这样的阐述，他说：“法官应当博学而不只是止于聪明；法官应当受到尊敬而不只是止于受到欢迎；法官应当深思熟虑，而不是止于自满，自信。但只有这些仍不够，正直才是法官之命脉与圣德。”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的队伍离法官要求的精髓还相差很远。只有加强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建设，提高法官自身素质，教育法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利益观，并在思想上解决为准执法，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树立求实、严谨、刚正、廉洁、文明的职业形象，才能使法官真正成为社会上受信任和尊重的人。才能通过审判案件的职务行为，传播先进法律文化，弘扬法制精神，使司法裁判文书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实现两个效果的统一。
近年来，社会大众不断“疾呼”要求法院彻底解决“暗箱操作”的问题，法院内部也加强了开展“阳光工程”，增加审判透明度的力度，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法院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理性告诉我们，追求实体公正永远只是相对的，甚至常常是困难的，难以把握的。而程序公正，则是现代司法理念所追求和所能表达的最基本的司法公正。这是因为，公正的裁决不仅应该存在，更重要的是应让人们看到它是存在的。裁判的实体公正，惩治了违法，伸张了正义，只能让守法公民和有正义感的那部分公民感到他是公正的，而要使整个社会相信法院裁判的公正，只能通过合理正当的司法程序。因此，法官在重视实体裁判，实体公正的同时，必须重视程序公正，以程序公正来展现实体公正，以程序公正来保证实体公正，以程序公正来证明实体公正。在西方国家，他们的传统作法是“重程序、轻实体”，按他们的说法是：“实体错误侵害的仅仅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利益，而程序错误则是侵害全民利益和国家的根本制度”。实际上，依据我国的诉讼法律制度，程序与实体并重是对执法的基本要求。要真正解决此问题，就应严格执行审判制度，减少庭前裁判法官接触一方当事人或各方当事人的机会，强化和健全审判流程管理及监督体制，将审判的辅助性工作如送达法律文书等与庭审工作彻底分开，且增加辅助性工作和庭审工作的透明度，增强当事人举证和承担举证不能后果的自觉性，从诉权和程序上保障裁判的公正，从而达到两种效果统一的目的。
四、净化诉讼代理人市场，建造良好有序的诉讼环境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下列人员可以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1、律师；2、当事人的近亲属；3、有关的社会团体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及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目的在于帮助诉讼当事人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协助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以便于当事人更好地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然而目前的诉讼代理人市场却较为混乱，一方面表现为个别律师功利思想严重，案件败诉后，不是运用法律向当事人解释，反而将败诉的责任推到法院身上，鼓动诉讼当事人上诉、申诉或上访；另一方面，许多不具备律师资格的公民以个人名义大量代理案件，充当诉讼掮客，从中渔利，造成社会大众对法院失去信任感。笔者认为要杜绝目前诉讼代理人市场混乱的现象，就必须从源头上进行根治，即一方面由司法部门加大对诉讼代理人的管理制度和职业素质教育，对不具备代理资格的一经发现严肃处理，另一方面制订相应的司法解释由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严格审查诉讼代理人的资格，对没有代理资格的坚决杜绝其参与诉讼，从而减少社会大众对司法裁判的误解，达到两个效果统一的目的。
除上述对策之外，加大诉讼调解力度也是保证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与审判效果相统一的有效途径之一。因为调解是调和纠纷，其结果是建立在诉讼双方当事人均自愿接受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一般情况下其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也是相一致的。对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的追求是必要的，但是也应该是有节制的，因为在一个法治的国家，法律应当成为全社会特别是司法机关必须遵循的最高规范。司法机关只有公正高效地依据现存的法律在对个案追求正义的基础上，在保证个案的法律效果的前提之下，再去追求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相一致才具有实际意义。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自治条例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1986年7月14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1986年7月27日湖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 1986年9月20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自治机关
第三章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四章 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第五章 财政管理
第六章 民族关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结合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自治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州是土家族苗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
自治州的行政区域为吉首市、泸溪县、凤凰县、花垣县、保靖县、古丈县、永顺县、大庸市、桑植县、龙山县。
自治州的首府设在吉首市。
第三条 自治州设立自治机关。
自治机关行使下设区、县的市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照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
第四条 自治州的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努力把自治州建设成为文明昌盛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州的遵守和执行，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努力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州的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本州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在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后，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第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享有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并且教育他们履行公民应尽的义务。
第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对全州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

第二章 自治机关
第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州人民政府。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州人民政府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十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中，土家族、苗族和其他民族代表的名额，根据法律规定的原则确定。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土家族和苗族的公民应当超过半数。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或者副主任中，应当有土家族、苗族的公民。
第十一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要尽量配备土家族和苗族的人员，逐步做到超过半数。
自治州州长由土家族或者苗族的公民担任。
第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干部中，要尽量配备土家族、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同时注意配备各民族的妇女干部。
第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县、市和乡、民族乡、镇的政权建设。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及其所属的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组织的建设。
第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法律和国家的规定，结合本州的实际情况，确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报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五条 自治州的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忠于职责，廉洁奉公，遵纪守法，密切联系群众，努力为各族人民服务。

第三章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十六条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上级人民法院监督。自治州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受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
第十七条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州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中，应当有土家族、苗族的人员；工作人员中要尽量配备土家族、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
第十八条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州人民检察院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于不通晓汉族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第四章 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第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根据本州的实际情况，制定经济文化建设计划和相应的政策措施，自主地安排和管理本州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根据本州的财力、物力和其他条件，自主地安排基本建设项目，确定地方企业的新建、扩建和技术改造。
第二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和本州经济发展的特点，合理调整生产关系，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坚持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发展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十一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稳步发展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和农业经济效益。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鼓励和支持乡、镇办企业，并在贷款和税收上给予照顾。
第二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农村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农业生产责任制，鼓励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保护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法律规定，维护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鼓励护林造林，禁止乱砍滥伐，加强林业生产的建设和管理。
第二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积极开展小流域治理，严禁毁林开荒，对二十五度以上的坡耕地要有计划地退耕植树种草。
第二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鼓励集体和个人发展畜牧业、水产业和其他养殖业，支持集体和个人开发利用草山，发展草食动物。
第二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大力发展并积极支持县、市发展以农副产品、矿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和其他工业，在贷款和税收上给予照顾。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大力发展并积极支持县、市发展小水电，鼓励集体和个人办电。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和管理矿藏资源，对可以由本州开发的矿藏资源，划定范围和地段，分别组织州属企业、县、市所属企业、乡镇企业或者个人开采。
第二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同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事业单位开展经济、技术协作。
第二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交通运输和乡村电信事业。
第二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城乡建设的统一规划和管理，有计划地把农村小集镇建设成为农村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加强土地管理，严格控制城乡建设用地，禁止乱占滥用耕地。
第三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执行国家民族贸易政策，充分发挥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作用，积极开拓边区市场，发展集市贸易，鼓励农民进入城镇开店办厂。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努力做好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和供应工作。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规定，积极开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扶持出口商品基地建设，在外汇留成等方面享受国家的优待。
第三十一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充分利用旅游资源，积极发展旅游事业。
第三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民族教育，努力扫除文盲，有计划有步骤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同时发展普通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且发展学前教育。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为盲、聋、哑和弱智的儿童、少年举办特殊教育学校（班）。
第三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特别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立以助学金为主和寄宿为主的公办民族小学和民族中学。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居住分散的乡村采取多种形式办学。
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可以同时采用汉语和本民族语言进行教学，并积极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第三十四条 自治州的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对特别贫困的地区实行定向、定额招生的办法，对少数民族考生适当放宽录取标准和条件。
第三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成人教育，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力量，举办各类学校或者培训班，鼓励自学成才。
第三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民族地区的特点和多种形式办学的需要，确定小学和中等学校的人员编制，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列入教育事业计划。
第三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努力发展科学事业，积极推广科学研究成果，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开拓技术市场。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科学研究和推广运用先进技术取得显著成效的单位和人员给予奖励，对有特殊贡献和创造发明的给予重奖。
第三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具有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的文艺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加强民族理论、历史、语言、文字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收集、整理和编纂民族书籍，保护文物、名胜古迹和其它重要民族文化遗产。
第三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广播、电视和新闻事业。
第四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开展中西医药和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的研究工作，加强地方病的防治和妇幼卫生保健，努力改善医疗卫生条件。
第四十一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体育事业，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提高各类体育运动的技术水平，增强各族人民的体质。
第四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政策和法律，按照比汉族地区适当放宽的原则，制定实行计划生育的办法。
第四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努力做好社会福利工作，帮助各民族中的孤儿、孤老和残疾人解决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困难。
第四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积极从本州各民族中培养干部、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
自治州的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的时候，对少数民族青年应适当放宽录取标准和条件，并可以按上级国家机关核定的计划，从农村招收少数民族青年。
第四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采取特殊措施，优待、鼓励外地干部、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参加本州的经济、文化建设。
第四十六条 自治州的国家工作人员享受民族地区生活补贴，在其他生活福利方面，也可以享受优待。

第五章 财政管理
第四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自主地调整财政预算的收支，安排使用收入的超收和支出的结余资金。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财政体制的规定，在财政收入多于支出时，实行定额上缴；在财政收入不敷支出时，报请上级财政机关给予定额补助。在执行预算过程中，如因国家经济政策改变使财政收入发生较大的变化时，报请上级财政机关调整包干基数或者增加补助。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本州的各项开支标准、定员、定额，根据国家规定的原则，结合实际情况，制定补充规定和具体办法，报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财政体制的规定，对财政收入多于财政支出的县、市实行定额上缴，对于财政收入不敷支出的县、市实行定额补助。
自治州设立乡镇一级财政。乡镇财政收支的管理办法，由县、市人民政府制定，报上级国家机关备案。
第四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拨给的各项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和本州的机动财力，主要用于经济文化建设事业。
第五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按照国家税收管理体制，除应由上级国家机关审批的减免税收项目外，对属于地方财政收入的某些需要从税收上加以照顾的，可以实行减税或者免税。
第五十一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财政、税收、贷款等方面，帮助特别贫困的地区和革命老根据地发展生产。

第六章 民族关系
第五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民族政策教育，经常检查民族政策和民族法规的遵守和执行，教育各民族干部和群众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尊重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共同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
第五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帮助其他聚居的少数民族建立民族乡。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可以采取适合本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照顾各散居民族的特点和需要。
第五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各民族的特殊问题的时候，应当与有关民族的代表充分协商。
第五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尊重各民族的传统节日。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六条 9月20日为自治州成立纪念日。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五十八条 本条例自1986年9月20日起施行。



1986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