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则民事案例谈拒证推定规则的适用

所谓拒证推定规则，就是指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在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拥有某方面证据但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对提出证据主张一方相关主张的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中第七十五条对此作了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证据是民事诉讼活动的核心问题。在审判实践中，大多数案件当事人有直接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但是仍有少数案件当事人由于客观原因不能收集到直接证据，而只能使用间接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人民法院对任何诉讼案件都不得以事实不明而拒绝裁决。因此，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有直接证据的在调解不成时下可以迳行判决；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需要正确理解与适用《若干规定》中的证据规则。
笔者前不久审结了这样一个案例，原告孔某以被告彭某欠款两万元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归还欠款，并向法庭提供了三种证据：一是欠条复印件；二是两位证人（与当事人均无利害关系）当庭证实在诉前曾跟随原告到被告家催过帐，当时被告同意用小麦抵帐，但未能证实欠款的具体数额；第三种证据是录音资料，被告承认欠原告的钱，且也承认欠条原件以前已经被他收回，但亦未能证实欠款的具体数额。而庭审中被告则抗辩称：欠款还清后，原告就把欠条给我，后来被我撕了，我现在不欠原告的钱。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的陈述与举证、被告的抗辩理由好像都有道理，似乎无所适从，这时就应该审查双方所举证据，使用拒证推定规则。适用该规则首先要有欠款的基础事实。本案中，原告提供的两位证人证言及录音资料可以证明欠款是事实，这样基础事实就得到了证明，下一步要看被告拒绝提供证据原件的理由是否正当。通过录音资料可以证实欠条原件在被告的占有、支配之下，他拒不提供的原因是欠条被撕了，但未向法庭提供欠条已撕的证据，假设欠条已撕，被告在仍欠原告钱的情况下把欠条从原告手中取得后故意撕掉的行为就是一种十分不正当的行为，是一种赖帐的行为，这种行为违反了公序良俗的民事活动原则，理应受到处罚，因此被告拒不提供原件的理由是不正当的。再次，原告主张的证据内容不利于持有人被告。笔者据此依据《若干规定》中第七十五条的拒证推定规则作出了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被告服判没有提出上诉，本案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该规定最早见诸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30条的规定，是对“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有益补充，有利于增强当事人举证的自觉性及主动性，有利于法官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拒证推定规则作为一种证据规则也存在一些固有的弊端和局限性，在实践中的个案把握上有一些难度。它是诉讼证明的一种特殊形式，要慎重适用，确保司法公正，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司法实践的适用中应注意以下几点：一要严格、准确把握适用条件，切实防止滥用错用。首先从诉讼主体上来讲，拒绝提供证据的一方必须是诉讼中的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其他诉讼参与人不能成为拒证的主体，例如证人拒绝作证就不能成为拒证的主体；其次，案情要具有一定的基础事实，才能在当事人拒证时考虑适用拒证推定规则；再次，确有证据证明拒证者拒绝提供证据且无正当理由。同时具备以上三个条件才能适用拒证推定规则。二要尽最大可能为拒证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提供保障。拒证方可以对法院的推定事实行使反驳的权利，既可以从基础事实上予以反驳，亦可从推定事实上反驳。最后，为强化假定结论的真实可靠性及尽可能地实现案情真实客观性，法院在适用拒证推定规则时，应对拒证当事人告知拒证的法律后果，促使其积极主动提供证据或行使反驳的权利，充分行使诉讼权利。
常见的当事人拒绝提供证据的行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六类：一、拒不提供其控制下的会计帐簿、记帐凭证及有关资料的查询。二、丢失、伪造、篡改、污损其持有或控制下的证据。三、拒绝提供其持有或在其控制下的证据或其它证件的原件。四、拒不提供本人笔迹或故意改变字体书写习惯。五、拒不服从对本人身体的某个部位进行法医学鉴定。六、拒不服从对其控制下的物体、场所进行勘验或测量。

　　　　　　　
作　者：刘秋苏 赵立稳
　　　　　　　单　位：江苏丰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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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裁量权应受合理规制

　　　　杨涛


今年5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次会议讨论通过了《量刑指导规则》。这是我国法院系统首次正式发布有关量刑方面的系统指导性法律文件。据了解，发布这一规则的目的，是使法官的量刑步骤和量刑方法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达到“不同时期、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对案件事实基本相同的被告人，作出的量刑结果保持基本平衡，实现量刑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均衡”。（《中国青年报》9月19日）
　　法学家关心的是如何定罪，因为定罪问题对于法学家来说才具有理论价值，而被告人更关心的是如何量刑，因为量刑的轻重直接决定了其接受多重的处罚，因而，量刑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然而，我们看到《刑法》中关于量刑的规定，除极个别的罪名是绝对确定的量刑外，其他绝大部分都是相对确定的量刑，而且量刑幅度相当宽泛。以贪污、受贿罪为例，《刑法》规定，个人贪污、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而在现实中，贪污、受贿数额从10万元到几千万元都在这一量刑幅度内，这样的幅度未免过于宽泛。而这样宽泛的量刑幅度的出现主要是立法者在有限的立法时间内无法过多考虑各种相关情形，在有限的篇幅中也无法表达过多的具体情形，但是，宽泛的量刑幅度给予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在司法实践中必然造成在各地和不同的法官对于类似的案件作出差异甚远的判决，带来司法适用的不统一和损害法律的权威。
在这种背景下，笔者认为，江苏省高院出台《量刑指导规则》是值得可取的举措。这一举措实际上是在总结司法实践的经验的基础上，对《刑法》的一些过于宽泛量刑幅度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限制，以达到量刑结果保持基本平衡，实现量刑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均衡。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一直在类似的工作，对一些罪名的量刑进行细化。如对于盗窃罪，《刑法》中只有“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及“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等一些非常原则性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司法解释对于上述情形进行了量化，以保证各地法院能准确和统一进行量刑。江苏省高院的做法只不过更为系统化、更加量化而已。
当然，反对者认为，刑法是生硬的、保持稳定的，犯罪是生动的、变化复杂的。案案皆不同。法律赋予法官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就是让法官根据各不相同的案情来审案定刑，打击犯罪。笔者认为如果量刑规则简单地规定“贪几万判几年，贪多少判死刑”这样的硬杠杠，从而剥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使断案成为机械刻板的活动，法官成为“木偶”，是不可取的。但如果这一规则只是规定相对更为明确的数额量刑幅度，并辅之以其他量刑情节就无可非议了。因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并非是没有限度的，权力的过大就容易带来权力的滥用，法官夹带的私贷就越多，给司法统一适用带来的破坏就越大，离“罪刑法定原则”就越远。因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应受合理规制，其前提便是自由裁量权是否存在不合理的过宽的情形，而从我国现行《刑法》对于个罪的量刑规定来看，量刑幅度是过于宽泛，当然有合理规制的必要。从这个意义上，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法院在尊重法官是量刑的主体的前提下，推行电脑量刑，与江苏省高院出台这一规则在规制法官自由裁量权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在确保司法的统一适用、规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问题上，成文法国家用更加详尽的规则的办法就不如判例法国家的“遵循先例”原则有效。因为案件总是个别的、具体而鲜活的，规则很难包罗万象，而且往往容易带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因而，江苏省高院在出台这一规则的同时，不妨考虑经常编纂一些典型案例，用于指导下级法院的办案实践。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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